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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让生命在自己手中 　　地震暴露中国急救短板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24日14时30分，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失踪21人，11470人受伤。在全国军民的抢救下，雅安地震的伤亡损失降到了最低。中国救援的反应速度、救援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国际认可。 　　尽管如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认为雅安地震中仍然存在着中国救援的短板，那就是空中急救，最凸显这一问题的就是“孤岛”宝兴。由于宝兴县地处高山，地震之后，山体滑坡切断道路，救援车辆根本无法进入。而直升机只能投递一些食物、水和医疗用品。“如果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直升机能够搭载医生直接进入现场，展开救援。一些重伤者也会被抬到飞机上进行救援，并且运送到医院。在空中急救这方面，我国仍然是零。” 　　其实，早在1983年李宗浩到联邦德国参观考察时，空中救援就让他眼前一亮。他亲身感受了一次救援任务，患者被固定在特别的担架上，无论在起飞、降落或飞行时都很稳当，不像在救护车里可能会受到剧烈震荡，从而导致骨折加重或进一步损伤。 　　1988年在李宗浩的努力下，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等领导支持中德空中急救中心项目建设，“德国空中救援”派出了高级代表团访华，双方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后，计划在昌平建立医疗救护直升机场以外，还选出杭州、常州、广州3个城市，形成中国空中救援的雏形。 　　从此，关心空中急救中心项目的部门和人越发多起来，然而由于急救理念及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空中急救项目步履维艰，但李宗浩的信念从未动摇。“差距不在飞机、也不在救援人员，而在于空中救援体系的建立。急救是一项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同于医院；有着不同于‘看病就医’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急救事业有着长足的进步，但还没有到达我希望的样子。”今年73岁的李宗浩，如此评价他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工作。 　　唐山地震触动他建立现代急救系统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末，医学专业毕业的李宗浩被分配到北京急救站工作，当时急救不受重视，站里条件非常简陋：简易的急救仪器，几个急救箱，？30名临时安排的医务人员和一部急救电话。 　　常有路途遥远的患者呼救，但当他们赶到时，一些危重患者已失去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为此，李宗浩常常扼腕叹息，也让他陷入忧思。那时，他心底便播下理想的种子——建一个急救中心。 　　1963年李宗浩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写信，表达了急救的重要性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傅连璋亲自为他安排了7位指导老师。此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谢荣教授等7位老师指导和帮助下，他开始迈入急救医学的大门。 　　而真正让他坚定信念的是197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李宗浩负责“检伤分类”工作，转运伤员期间，最让他伤心的是，在挪动患者的过程中，随意拉、托造成了大批的截瘫患者。这不仅让他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同时看到面对群体伤害时，医院管理者及医疗人员理念、知识技能的局限。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建立现代化急救系统的决心。 　　起初并不成功的北京急救中心……1982年，意大利向中国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趁这个机会，李宗浩建议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急救中心，“这不仅对首都发展，对其他城市也有很大促进作用，是我国急救发展的里程碑。”建议被采纳后，由李宗浩负责谈判。 　　在谈判中，意大利代表仍然是想建立一家中意合作的医院。如何说服对方呢？“美国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建了友谊医院，日本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如果贵国建立急救中心，比医院的影响力要久远......”在李宗浩的努力下，意大利的谈判代表当场表示愿以赠款方式投资北京急救中心。随后，李宗浩被任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8年，在当时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北京急救中心建成了。市政府就开办方针作出明确批示：“急救中心要建成网络，缩短急救半径，开展现场急救......千万不要办成医院模式。” 　　但让李宗浩没想到的是，急救中心并没有按照当初设计的轨道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在了病房建设，急救中心越来越像医院。“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急救医学理论，观念上还总是习惯于用传统医院的框框来考虑急救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走上这条路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急救中心已经走上了医院这条“不归路”。但李宗浩执著地坚持急救中心要以院外急救为主。他认为意大利赠款提供的42辆救护车，都放在急救中心不妥，应分配至城市近郊各区急救站，“设想一下，偌大的北京城，孤零零一个急救中心，区级急救站廖如晨星，条件很差，急救半径过长，车辆的堵塞和路途的遥远将湮灭多少分秒必争的生命希望。” 　　接触现代急救理念 　　上世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