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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的探讨 组号：E组 组员：贾未军、王敏、高阳、谭嘉恩、韦晓慧、雷欢、张萌、李秀艳、潘瑜、 杨婷婷、谭敏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日益成为各国解决贸易争端，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 我国的货币政策即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收到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制约。因此， 在今后一段时间， 如何采取合适的协调方式， 将是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新课题。 关键字：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世界上一些国家提出了双边或多边的协调方式。这些协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 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正以惊人的广度和深度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程度大为增强。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对周边国家、对亚洲、甚至对世界主要贸易国家产生的影响日益增大，譬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世界经济从危机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周边和世界环境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使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 因此，我国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协调的要求与压力，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课题。 文献综述 理论问题的提出 根据目前的主流理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指不同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 共同设置目标,积极进行交流并不断调整政策工具,以促使各国货币政策互相运作,配合失当的行为。“协调”一词，来源于著名经济学家瓦利奇对国际协作形式的划分。他认为：协调、调和、合作和协商是国际协作的主要形式，其中协调为协作的最高形式，指各国认识到互相的依存度较高而愿意显著地调整本国的政策。 理论的发展 萌芽期 米德（1951）最早提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概念，在《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面对内外均衡矛盾，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目标，常常会导致政策目标的冲突，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之后，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证明：异国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必须使政策工具的数量不少于政策目标的数量，这就是“丁伯根法则”。 20世纪60年代初，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成为了当时理论的研究热点。穆迪和费里德曼依据提出“政策指派”和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有效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中的不同效果，并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更有效应用于内部均衡的实现，货币政策更利于外部均衡的实现。 60年代后期，库柏在对穆迪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缺陷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存在“溢出效应”和“渗入效应”，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成为了当时的研究焦点。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解释了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汇率剧烈波动的原因。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的研究，随着各国经济依存度的大增，进入了真正意义的发展阶段。库柏（1968）对研究进行的开创性工作，库曼开创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为各国政策协调提供了一种有效机制。从此直到20世纪末，，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进入了鼎盛阶段。 鼎盛期 在这个鼎盛阶段中，对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大学派： 第一、基于博弈论方法，研究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库柏（1969）和得科鲁尼（1979）肯定了合作和协调的收益。雷斯和鲁法（1975）将“囚徒困境”应用到国际协调的研究中，得到了国家间的博弈模型。晓穆达（1974）开创性地研究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货币政策的策略行动，得出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干索洛尔和基维（1985）研究了浮动汇率制下政策协调的效果，总结出合作优于不合作的结论。 第二、检验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 欧德斯和沙士（1984）提出经典的国际政策协调理论，认为通过政策协调，能有效抵消各国政策的“溢出效应”，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另外，他们认为：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决定政策负外部性的效应，更决定国家协调效果的大小。马克科宾和沙士（1985）在研究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基础上，还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收益状况。罗格福（1985）将理性预期理论应用到政策协调研究中，得出：可预期的政策协调，对需求调节无效。在实证研究中，费得因发现七国集团的政策协调基本无效，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政策动机不同。谢菲尔（1988）的研究中，指出：各国的经济模型不一致，导致协调的成本和收益也不一致，协调机制难以成立。克雷尔（1998）通过建立两国协调模型，得出：协调下两国的帕雷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