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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社会转型中衍生的“新三农问题” 摘要：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三农”问题以来，“三农”问题成了一个全社会耳熟能详的术语、众所周知的话题。然而过去许多年了，从农村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三农”痼疾没得到多大改观，在当今社会大转型中，党中央又喊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在此大背景下，衍生出了农村社会形态转变、土地大量流失、农民工大量进城等一系列“新三农”问题。 一、? 背景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始终处于根基的地位。农业作为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并作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基础，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鼓励；农村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安定；而农民，作为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和社会变革的生力军，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力图将其牢牢控制在手掌中。所以，“三农”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三农”关系的处理状况，甚至关系到各个政权的兴衰存亡。纵观中国各个政权的兴衰更迭，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土地兼并等“三农”问题的影响。尽管各朝统治者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并且在吸收前朝的教训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作出变革调整。但各封建政权还是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注：黄宗羲，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他强烈批判封建专制，并提出了封建专制统治不会长治久安，最终必将走向灭亡的规律，故称黄宗羲定律）。因为各封建统治者只是在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只是单纯地采取了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所以各朝代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都只能起到延缓统治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和农民间的矛盾，这也是各个政权无法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近代民国政府，农民对土地需求的愿望始终无法得到满足，农民没有耕种的土地就只能依附于地主或沦落成无业游民。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才彻底地从根本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使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随后又进行农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等，这较之于封建社会的变革，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增收缓慢、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的显现，特别是近两年来农民工因工资拖欠等甚至走上绝路，犹如一记警钟敲醒了当代政府。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亟须解决的地步。党的十六大，尤其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农”问题才真正作为一个大社会问题提出并引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作为全部各种政策的重中之重加以贯切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三农”问题召开研讨会议，下达各种文件、方针，并严令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力图解决处理好“三农”问题，以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构建美好和谐社会。 我出生在农村，并从小生活在农村，作为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着非常浓烈而又复杂的感情，对于处于社会下层的中国农民充满关注和同情，因此对于“三农”的历史、现状也有着比较真实的了解。 这几年在农村工作，目睹着农村土地的大量流失、农民大量外出、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的杂乱等（我把这些概括为“新三农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为家乡做点事，为父老乡亲们说一说的他们的坚难处境,让外界、让农民阶层以上的各阶层了解一下作为农民的父辈们的生存状况。 二、 社会现状 我生活的家乡是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地区的山区（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就大的区位特征来说，我的家乡属于石漠化较为严重的卡斯特典型的山区。）以我所驻的陈家湾村湾子组作为一个调查单位，有农田140亩，共52户240人；就平均大致状况来说：4-5口人一家，每户有田地2-3亩，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以外出务工、种植、养殖为主。 家庭经济来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便改变了传统的依附于土地的生存方式，许多青壮年人或有手工艺的男丁,甚至有未成年的男女少年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均纷纷外出务工。他们的流动方向大致是：青少年男女以南下广东等地进厂务工为主，因为广东沿海那带企业较多，劳动力市场比较广阔；此外，大都市的繁华也是吸引青年男女的因素之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使青年男女都呆在家不甘寂寞，所以都通过亲戚、老乡、同学等引荐纷纷南下广东，在平时（过年等节假日外）在农村中很难找到16-30岁的青年男女，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认为这年龄段的人如果呆在家里就是没见过世面或没出息的意识，有的家庭条件不太好的男青年甚至还因此娶不到老婆。中壮年民工则主要集中在县内或乡镇等大一点城市建筑工地、公路、厂矿等，他们在家庭中处于骨干地位，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所以他们既要赚钱又要随时照顾家里，所以他们农忙时在家干活，一到农闲点就到工地上做工赚钱养家糊口,流动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