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村干部角色错位的成因分析.docVIP

PAGE PAGE 1 新时期村干部角色错位的成因分析 李志军 摘要：在现行乡政村治格局下，村干部角色严重错位。引发和加剧错位的因素包括村干部的理性算计，乡村关系的复杂性，村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激励保障机制的匮乏，规范化制度供给的短缺等。 关键词：村干部；角色错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村民自治，国家在乡镇建立政权作为行政机关的末梢，负责管理乡村社会的行政事务，乡镇以下的村，由村民会议选举组成的村委会代表村民进行管理，政府不再直接插手村内事务，从而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格局。在乡政村治格局下，村委会是国家和乡村联系的桥梁，具体事务由村干部去落实。理想的村干部扮演着国家代理人和村民代理人的双重角色，现实中村干部却偏离了这些角色，表现为多元化，但一个总的特征是村干部不是为了乡镇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而奋斗，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在公与私的关系中，村干部更多的偏向了私，不再是保护型经纪，而演变为赢利型经纪，[1]角色严重错位。 村干部角色错位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使广大村民对自治活动产生怀疑，出现了政治参与冷漠，用脚投票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加剧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村民对海选出的村干部失去信心。在力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这些现象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那么，村干部角色为什么会错位呢？其原因错综复杂，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村干部理性算计下的角色错位 村干部是被村民推选出来的村庄精英，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村干部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之所以他们有竞选村干部的积极性，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村干部可以得到好处，这种好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收益，包括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经济收入；二是文化收益，诸如良好的感觉，面子上的收益，为家族和家庭带来荣誉，实现个人理想，满足道德方面的需求等。[2]当前，大部分村庄村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村干部难以从文化上得到收益，因此，真正驱动其留恋村干部职位的是经济上的收益。村干部是村庄精英，各方面比较优秀，市场经济为其外出务工发挥才能提供了机会，他们完全可以走出村庄闯一番，选择留在村庄任职村干部在于这种经济上的收益不能低于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收益。换句话说，村委会干部谋取的职位收益一定要大于其不能外出务工经商所付出的“机会成本”。[3]村干部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要权衡利弊得失，当选村干部一定要划算，有利可图，否则不可能将时光消磨于这一职位上。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村干部追求自身利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村干部追求经济利益没有违反人性。人总是希望向好的方面发展，拥有财富和声望，名利双收，虽然有时候手段欠佳。人是有利己心的，村干部谋求职位必定有所图，尽管每个人的追求不尽相同。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被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占领。人几乎总是在希望什么，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4]由于需求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抹杀它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它们。村干部作为普通人同样逃离不了需求与欲望的驱使，他们不时在算计自己的得失，比较利弊，力求净收益最大。当比较中出现净收益为负值时便会采取一些行为，如侵吞集体资产，收受他人贿赂等，使净收益变为正值，或者直接辞掉村干部职务外出务工经商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由于人性的客观存在，受需求欲望的驱使，村干部必然对自己的利益进行理性算计，他们会千方百计为自己打算，这成为村干部角色错位的根本原因。 二、复杂的乡村关系使村干部角色变异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乡镇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末梢，国家的大量行政任务必须由这级机关完成。从制度文本来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镇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职权。这些规定与其说是乡镇政府的职权，不如说是法律赋予乡镇政府的职责，必须完成。从现实来看，免税后乡镇政府在农村做得最多的可能是村民自治的指导、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现在又背负着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但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末实行分税制后，乡镇政府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乡镇政府事实上成为权力最小、责任最大的一级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为了求得生存乡镇政府便想方设法寻找助手，而村干部便成为首选目标。 一般说来，乡镇政府代表国家利益，村干部代表村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村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可言。但现实中会发生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也存在乡镇政府追求政绩、捞取政治资本，盲目画框子、定调子与农民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和信息等不一致的情况，即出现乡镇政府与村民需求不符的现象，而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夹缝中生存的村干部在这些矛盾中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