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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时代与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把人们公认的哲学家区分为三大组: 第一大组是一些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他们鹤立于所有其他哲学家之前或之外,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 第二大组被区分为四个小组:第一小组是通过研究获得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无止境的思维提供了可能性,并迫使人们继续向前思考。第二小组是预示思想幻境的根源性形而上学家。第三小组是些轻松活泼、其中也有穷追不舍的否定派的哲学家。第四小组则是那些创造性地建筑了哲学系统大厦的人。 第三大组是些“在各自的学科中用哲学方法思考问题并借助于自己的学科发挥哲学的作用”的诗人、作家、神学家、哲学教授、国家首脑等人,“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创造性的思想……但是,他们通过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起了比哲学还大的作用”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第18—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俞吾金：中华读书报 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学术创新。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人们对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确实，学术规范是保证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得以健康地展开的必要条件。然而，有了这样的必要条件，学术创新是否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把学术规范的作用仅仅理解为防止学术活动中不良倾向的出现，乃是对学术规范作用的消极的理解。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学术规范的作用做积极的理解，即学术规范的灵魂是学术创新。换言之，只有把学术创新理解为学术规范的本质内涵，这样的学术规范才值得我们加以肯定。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规范：一种是“单纯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即人们在审查学术成果时，不关心这些成果在内容上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实质性的推进，而只关注其形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假如一篇学术论文符合人们通常提到的那些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具备中英文标题、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具备主要参考文献；没有重复发表，没有一稿多投，也没有抄袭、剽窃、作伪注和篡改数据等不良倾向的话，那它就是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另一种是“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即人们在审查学术成果时，不但关心其是否遵守形式上的学术规范，而且更关心其内容是否具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实质性的推进意义。作为“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它把创新理解为任何学术成果的存在方式，因而也理解为任何学术规范的内在诉求。换言之，学术规范的作用不是“促进学术创新”，而是把创新理解为任何学术成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不具有创新意向的成果根本就不是学术成果。从事学术活动也就是从事创新活动。简言之，学术就是创新。　　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研究态度：一种研究态度是：我行我素，唯我独尊，漠视前人和同时代人已经做出的研究成果。持有这种研究态度的人常常把博览群书理解为知识积累上的修辞性的行为。他们忘记了，博览群书的首要作用就是了解前人和同时代人已经作出了哪些重要的研究结论，以便当代的研究者在涉猎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不重复前人和同时代人已经做出的结论。另一种研究态度是：谦虚谨慎，好学深思，认真对待前人和同时代人已经做出的代表性成果，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来研究学术问题。持有这种研究态度的人常常把对自己关注的课题的研究史的回顾理解为学术创新的前提。事实上，一个当代的研究者，如果不对自己以前的研究史做出必要的回顾，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前人和同时代人在这个课题上已经说过哪些重要的话，已经作出过哪些代表性的结论，任何原创性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既然“实质性的学术规范”把学术创新理解为自己存在的根本性的理由，因而它必定赞成后一种研究态度，而赞成后一种研究态度，也就意味着必定会把下面这样的条款作为学术规范中的基本规则。这个条款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如果缺乏对它以前的研究史的必要的回应，本质上都是不合法的。换言之，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成果，如果不包含着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必要的回应，那么，它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就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成果评估方式：一种评估方式是：编辑人员说了算。一方面，在编辑人员中，只有极少数非常优秀的人才称得上是通才，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是十分有限的。而当今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一个编辑人员要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专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编辑人员对各种学术论著的性质作出合情合理的评估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评估方式是：匿名专家说了算。这种评估方式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必须相对于各分支学科建立相应的专家人才库，必须确保学术论著的评估者对自己所评估的对象乃至整个研究领域都有十分深入的了解；第二层意思是，不但被评估的学术论著必须是匿名的，而且评估专家也必须是匿名的。也就是说，必须通过这种双重的匿名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