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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预防重新犯罪制度建设的建议 作者李军民律师(个人网站) 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就是所谓的重新犯罪。 我省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突出，犯罪和冲突多发，重新犯罪形势也十分严峻。重新犯罪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因此，为了预防重新犯罪而构建的制度也必须是多层次全方面的。针对重新犯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立足于惩罚，着力于预防，加强对社会成员规范性意识的培育和塑造，实现对再次犯罪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主体作用，运用刑罚和非刑罚双重措施对重新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突出对出狱人法律规范意识的培养，同时，通过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社会机制，有效减少和遏制重新犯罪。具体建议如下： （一）建立完善的预防重新犯罪法律和地方法规体系 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欲把有序关系引入私人和私人群体的交往之中并引入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企图，若没有规范就无从实现。”预防重新犯罪首要的环节就是立法，通过立法将各种预防资源加以组合和规范，确立新的预防重新犯罪的规则，使得预防重新犯罪有法可依。在我国，预防重新犯罪的法律尚未设立，如王志强所述《预防重新犯罪法》的设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因此《预防重新犯罪法》是以预防重新犯罪为目的，调整各种社会预防关系的一部法律。其基本内容应包括预防重新犯罪主体的功能和设置、预防重新犯罪客体的主要形式、预防重新犯罪的具体操作及预防重新犯罪过程中的保障。将预防重新犯罪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确实实现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为解决重新犯罪问题提供法律的依据。 （二）建议修改刑罚制度，将无期变为真正的“终身监禁” 《刑法》第78条第二款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也就是说，我国的无期徒刑并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在一般情况下是可能减到十三年，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之关押二十年或二十五年，若罪犯被判刑时年纪尚轻，出狱后也正值四五十岁的壮年，那么刑法的威慑作用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重，并且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大部分是暴力性犯罪的罪犯，主观恶性较大，难以改造，减刑释放后更容易重新犯罪，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针对此类犯罪分子，就要学习美国的做法，将无期徒刑变为真正的“终身监禁”，以防其出狱后再次危害社会。当然，是否减刑，是否终身监禁也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模式，在服刑人员出狱前对其进行重新犯罪的风险预测和评估，从所犯罪行、判决的刑期、平时表现、心理测试、狱内狱友的评价等多方面来评判一个罪犯是否应该减刑，是否应该释放。在释放后也要不定期地对其进行评估，保证将其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 （三）发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就业安置模式 对于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主要以安置帮教为主，安置帮教工作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安排就业和落户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今既不科学有不合理，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因此也成为上述重新犯罪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李斯特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因此，我们要建立刑释社会安置政策，借鉴国外的出狱人保护工作的经验，以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为主，辅以提供就业斡旋、工作介绍等帮助。统一安排就业的方式既不适应社会发展，也不能保证工作与出狱人的匹配度，反而更容易让出狱人失业。只有出狱人自身掌握一定的就业技术，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在职务上做得更久，毕竟技术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而且，在学习相应技术的同时，也能增强出狱人的自信心、提高出狱人与人交流的能力，更方便出狱人适应社会生活。 （四）组织专门机构，对出狱人进行保护 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和司法部门来负责，但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工作繁重，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不堪重负，并且还会出现分工不明、责任不明的情况，不利于工作的安排。要发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安置模式，就需要加大政府的投入，设立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工作，明确其责任和职能，才能专心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才能使刑满释放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