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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协同与协同知识管理理论（第三代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发展 知识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知识管理活动不仅仅涉及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而且还包含越来越广泛的外延。有人认为“知识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Rickson，1976），但较为公认的是，1986年苏黎世国际劳工组织（ILO）会议的报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识管理”一词[1]。用“知识管理”一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并阐明知识管理，最早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早期的知识管理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展开的。理论研究与组织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从探讨信息技术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对企业现有的知识进行管理的角度出发的[2]。 20世纪70-80年代，一些大型的企业开始关注知识管理的实践。1975年，Chaparral Steel公司开始关注知识的管理并以此来确保其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领先地位；1980年，DEC公司采用大型知识库支持其结构化工程和销售活动；随后，Arthur D. Little公司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其商业和政府客户开发了面向知识的系统（KBS），USAA用KBS将专家的知识传递给使用者。1985年，保尔·斯特拉斯曼的《信息盈利》一书，使人明白了知识是可以鉴别和度量的，企业的管理者们认识到知识是企业的重要资产[3]。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许多知名的公司也开始实施知识管理项目。美国学者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改善个人与组织的思维模式，使组织向学习型组织迈进的系统方法；日本的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在其《知识创造公司》中，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螺旋模型等。同时，IBM、惠普、施乐等国际知名公司也开始实施其知识管理计划。 但是，前期对知识管理的理解和应用还不够深入，过多地强调“以信息为中心”、以竞争战略理论、核心竞争理论和信息管理等理论为依据，使用信息管理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如何收集处理信息以构建核心竞争力和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大部分知识管理实践忽视了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对于隐性知识的创造、共享，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以及相关的组织结构、实施模式、人员激励、组织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缺乏。在这种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发展出了第二代知识管理（Second Gener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SGKM）的概念。 第二代知识管理的概念是Mark W. McElroy在他的《第二代知识管理》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认为，不像第一代知识管理——好像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二代知识管理更考虑了人力资源和过程的主动性，第二代知识管理更多地考虑了人力资源和过程的主动性，其观点主要集中在知识生命周期、知识过程、知识规律、知识结构、嵌套的知识域，组织学习和复杂性理论等几个方面[1]。 Ilkka Tuomi提出知识管理将从第二代进入第三代。认为第一代知识管理是以数据信息的存储和获取为核心的；现阶段的第二代知识管理提出了隐性知识、组织学习、情景嵌套式知识和实践社区的概念，并且从实践的角度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的组织改变过程，其中管理措施、评价系统内容管理等是共同发展的；而第三代知识管理则强调“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强调知识表示不再是静态的数据库，而是动态的、支持灵活有效思考的，强调把边界知识作为处理的重点，注重跨组织的学习和知识创新过程[2]。 此外，Kostas Metaxiotis等也提出知识管理的三代划分：20世纪70-80年代是关注个人知识的第一代知识管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关注群体知识的第二代知识管理，而未来的第三代知识管理将更加紧密地与企业战略、流程结合，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和动力[3]。并提出第三代知识管理的研究方向：建立评价知识管理框架、方法、知识评估系统和智力资本的标准；分析知识管理系统的投资和成本；利用新技术促进显性知识共享；在其它社会组织中应用知识管理。 可以看出，上述几位学者关于知识管理发展阶段的认识存在异曲同工之处，都把不同组织、主体间的知识协同作为知识管理的最新发展阶段。 协同化是组织进化的重要趋势 第一次协同化浪潮：20世纪60-70年代，以哈肯创立协同学为里程碑； 第二次协同化浪潮：20世纪80-90年代，以战略协同为目标； 第三次协同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环境下的全方位协同，既包括传统资源的协同，也包括业务流程的协同、信息和知识协同等。 知识协同是组织实现竞争优势的必然途径 1、知识协同是知识管理的必然趋势 2、知识协同是创造新知识的必然途径 3、知识协同是激活知识资源的重要手段 协同知识管理的内涵 罗炜等提出了协同知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