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色．戒》的叙事伦理.docVIP

电影《色．戒》的叙事伦理 　　[摘要]电影《色?戒》以一种自由伦理叙事的立场，表现了国家化道德理念对个体身体感觉自由进行压制所导致的悲剧，呈现了一种终极悖论中的人生情状。李安导演通过王佳芝的故事，给我们重叙了郑萍如烈士为国捐躯故事中可能被历史遮蔽的另一面。 　　[关键词]《色?戒》；叙事伦理；终极悖论 　　 　　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上演以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好评，但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争执的焦点除其中的几场床戏外，主要集中在对正反人物的表现上。赞之者认为，这部电影超越阶级仇恨和民族大义，是一部表现了复杂人性的爱情艺术片，即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刀下鬼，一个男人动了魔性之后又良心发现流露出真实的人性；贬之者则称，该电影美化汉奸，丑化抗日志士，是对民族历史、国家认同最大尺度的解构，即以男女私情和大段床戏颠覆为国捐躯的烈士郑萍如的形象，在忠奸、善恶、敌我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解构中华民族的国家伦理。透过纷纷扬扬的争论，当我们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深入地解读《色?戒》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后，便会发现，这是一场自由伦理叙事与人民伦理叙事犬牙交错、相互诘难的没有胜负的较量。 　　著名学者刘小枫认为，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并依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个人的生活，它往往试图通过叙事教化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它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但自由的叙事伦理仅让人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们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叫人成为自己，而不是直接发出道德指引。作为小说文本的《色?戒》，其叙事伦理属于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它没有去“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它着力表现在历史前进的大背景下个人的渺小和脆弱以及个人一旦被裹挟进历史前行的浪潮中，无论是好是坏，是悲是乐，都难以抗拒历史的宿命。相比较而言，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自发生之日起，便一直被赋予着启蒙救亡、政治教化等使命功能，因此文学叙事也一直与意识形态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已被充分地形而上化了。因此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自问世以来，一直显得比较“另类”，也不时遭人诟病。早在该小说发表之初，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就发表了署名域外人的文章：《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文章在分析了小说中的几个情节之后，总结道：“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慎重，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为“过去的生活背景”所触动，对批评意见极少表态的张爱玲在读到该文后，立即发表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谈》一文进行自我辩护。该文直陈：“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成了共(产)党文艺里一套板的英雄形象。”进而深入分析了王佳芝最后动摇的原因，并对域外人文中提到的几个细节作了辩解性的说明。域外人与张爱玲的论争之实质同样是人民叙事伦理与自由叙事伦理之争。域外人先生显然是站在人民叙事伦理的立场上来评判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的，而作者张爱玲则是站在自由叙事伦理的角度予以辩解的。昔日的争论原本已是尘埃落定。可谁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多元状态与零碎经验充斥个人生活，文学也从宏大叙事回归个人经验，在对个体性、私人性的发掘描摹中完成框架设定内的一系列人性目的。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某种程度上又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潮流。导演李安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趋向，慧眼相中了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并对它进行了创造性地改编，把小说自由伦理叙事的个体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小说原著只有区区万把字，到了李安的电影里，一下子却被延伸成两个半小时的片长。影片中的女主角王佳芝被设计成一个敏感纯真、身世飘零、被动承受大时代的女子。她先是在抗战烽火中漂泊流离到了香港，因为喜欢邝裕民，才参与了他组织的间谍暗杀计划，但在其中扮演的却是一个色诱汉奸易先生的麦太太。也许王佳芝不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但却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三年前，和流亡学生在舞台上出演的爱国剧，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