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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有关诗歌阐述余光中诗歌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绪： 余光中是20世纪中国诗文双壁的大作家，我们说，余光中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可以说是先西化后回归。最富盛名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乡愁》，奏响了他诗歌的主旋律，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余光中虽然久居台湾，远离大陆数十年，但是他对大陆的深切怀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诗歌里处处流淌着，例如《淡水河边吊屈原》、《五陵少年》、《漂给屈原》、《戏李白》、《飞将军》等诗作。另外，从余光中对屈原的真诚推崇并且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看来，他在其诗歌艺术的追求中高山仰止，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中华文化，同时也向诗圣、诗仙学习，像是《戏李白》一首的丰沛创意，和《寻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余光中诗歌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绪，大体来讲，首先是依附在大陆的标志性建筑与景观上，如长江、黄河、太湖、洞庭、青海、黄海、长城、长安，这都是祖国的代表。其次，是他那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的皈依与坚守。他的诗歌也总是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他坚定的认为，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他与生俱来就拥有财富，正如《呼唤》一诗： 就像小的时候/在屋后的那一片菜花田里/一直玩到天黑/太阳下山，汗已吹冷/总似乎听见，远远/母亲喊我/吃晚饭的声音/可以想见晚年/太阳下山，汗已吹冷/五千年深的古屋里/就亮起一盏灯/就传来一声呼叫/比小时候更安慰，动人/远远，喊我回家去 古屋里的那盏灯是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象征，而这一声比小时候更安慰的呼唤是来自历史和文化的呼唤。用诗的语言作自白，这显然是一种象征，诗中最后一句“喊我回家去”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他用古典句式来诠释的《大江东去》、《天问》等诗，实质上也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归属感。 余光中以“乡愁诗”为代表的诗歌，还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感情传统，其诗歌中体现的母子分离的痛楚、夫妻分别的无奈、生离死别、聚合离散正与中国传统的悲患意识一脉相承。再者体现在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原型意向的巧妙运用。在他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丰富多样的意象类型，但最能引起我们回味的是有着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意象。余光中的诗中存在着大量的意象：唐马、汉驹、魏臣、宋将，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的种种古事古物，再比如鸟类、月亮、镜子、莲等意象也都是中国特有的原型意象。像是余光中的《中秋月》、《中秋夜》、《秋分之一》、《秋分之二》、《中元月》都是以月亮作为意象的。如《中秋月》：冷冷，长安城头一轮月/有一只蟋蟀似在说/是一面谜镜，古仙人忘记带走/镜中河山隐隐，每到秋后/霜风紧，缥烟一拭更分明/清光探人太炯炯/再深的肝肠也难循…… 再如《蜀人赠扇记》：“……/四十年后每一次听雨/滂沱落在屋后的寿山/那一片声浪仍像在巴山/君问归期，布谷都催过多少遍了/海峡寂寞仍未有归期……”诗中“布谷”、“鹧鸪”等意象也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原型，《当我死时》、《敲打乐》、《望边》、《布谷》、《蜀人赠扇记》等诗都选用了鹧鸪、布谷等意象，这类意象的反复出现，使诗作具有了一种民族认同感和一种永恒的生命活力。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从余光中诗歌的字里行间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绪中，正看到了叶落归根、华夏一家的中华文化情怀。 简要分析“琼瑶式”言情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局限： 琼瑶和她的小说，已经被人们谈论得很多了。自从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一举成名，随后她又创作和发表了《烟雨濛濛》、《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朦胧，鸟朦胧》、《新月格格》、《还珠格格》等作品。 琼瑶的作品被誉为新言情小说的代表，其“新”主要体现在：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爱的天国；琼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而在她的42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种恶势力，描写的是一些绚丽多彩而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小说中洋溢着对美好爱情真诚的歌颂与赞美。②塑造了一批“纯情”的人物形象和特别富有“女性味”的女性，这些女性既不是“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也不同于当今的那种事业型的女人，她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不刻意追求事业的女性，她们都是一群漂亮、单纯、毫无世俗之间的“爱情至上主义”者。这种女性当今不多见，更难做到，显得十分“新”。③编制了一个“传奇”的故事；琼瑶小说富有传奇色彩，这里的“奇”有着生活的参照和逻辑的制约，平中见奇，奇中寓着平凡。小说手法带有古典戏剧性，情节发展峰回路转，使读者欲罢不能。④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琼瑶用抒情的文笔写小说，小说中的场景大多是山影、水色、夕阳、花丛、秋雨、莹灯等，给人以安详、幽静的神仙景象。意境优美、充满诗情画意。 “琼瑶式”小说，是一种神圣化了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文化反应。主人公大多是一些痴情的现代化都市女子，她们一旦沉溺于爱情的漩涡就会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