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docVIP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周官有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官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又其任也”【1】，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2】。伴随西周君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确立，维护这一权力和制度、对臣属施行监察成为必要。御史也始设于周，但职非监察，“盖掌赞书而授法令”【3】，至战国时仍掌记事之职，不过因与会军国大事，事实上起着一定监察作用。谏议对君主有一定匡正作用，周官有辅臣保氏“掌谏五恶”【4】，庶人也得传语得失。春秋战国诸侯兼并，求谏纳谏关系到治国安邦甚至国家兴衰，各国竞相招贤纳谏，谏议并不限于专掌谏议之责的官员。 　　秦朝，空前集权统一的政权确立，随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官僚机构。很多制度设置虽然是继承春秋战国发展而来，但要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在君与臣、中央与地方、政务与事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各方面的关系上面临许多新问题，对庞大官僚机构加强控制、管理和协调也非常必要，御史监察和以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 　　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独立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最终发展成为机构空前扩大、官员数倍于前且兼察谏于一身。御史的内部分工也日见明确、细密，职责分明，监察内容范围不断扩展，直至对政府各部门、机构进行全面的行政监察。谏官制度由人员庞杂、各有归属的状态，发展为集中隶于门下中书两省以互察，避免失误，最终言察合一。明代，六科给事中既掌言谏之责，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施行，并监察重至“掌科”。清朝在机构设置上台省合一。 　　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随着封建国家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多样，政府参予和管理的事务也日益繁重，政府机构及职能不断扩大，监察机构及职能势必随之发展。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达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所遵循的很多原则，种种施行办法源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虽有封建时代的局限性，却也充分显示出其内在的合理性，本文限于篇幅仅涉及御史、谏官制度。 　　一、御史、谏官的设置多采取“以小驭大”、“秩卑权重”互相制约的原则 　　泰汉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低于“金印紫绶”【5】的丞相和太尉，但作为三分之一掌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又兼副丞相，为丞相的自然继任人，其相互制约作用不言而喻。御史因有弹劾百官的权力而地位显赫，东汉光武帝曾特许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为‘三独坐’，言其尊也”；晋代中丞与“司隶校尉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后魏御史中尉为台主“督司百僚，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弛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唐代御史“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6】，御史台与三省并称台省；宋代“台官职在绳愆纠缪，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7】；元代御史大夫官阶被提高，与中书省平章政事和枢密院枢密使同为从一品，“台端非国性不授”；明代以“台察之任尤清要”，都御史“权位赫然同六部尚书，称七卿”；【8】清代都御史权位仍与六部尚书同。 　　御史之长以下，共属官官阶都不高。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御史虽秩卑但权重，可以小驭大。 　　西汉时，严延年为侍御史，时大将军霍光擅权，废昌邑王，尊立宣帝，严延年遂劾霍光“‘擅废立，亡臣人之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庭肃焉敬惮。”【9】东汉光武十一年，鲍永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惧。”【10】严延年秩仅六百石，鲍永秩比二千石。 　　唐，高宗永徽元年，监察御史韦仁约奏劾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致使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11】。武后长安四年，监察御史肖至忠，弹劾当时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褚遂良，苏味道都是当时宰相，而监察御史仅是一八品官！ 　　明代，英宗天顺初年，御史杨瑄巡察京畿，至河间，民诉曹吉祥、石亨夺其田。瑄以闻，并列二人怙宠专权状”，此二人因迎立英宗复位有功，受到特别宠信，石亨爵忠国公，但英宗闻奏也不由得称赞杨瑄，“真御史也”【12】。明孝宗弘治时，御史汤鼎“首劾大学士万安罔上误国”【13】，万安被驱斥。杨瑄、汤鼎时皆七品。 　　历代对地方监察也如此，汉代以秩六百石刺史监察二千石郡守；唐代以八品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察六部，而地方上州刺史从三品，下县县令从七品，六部尚书正三品。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为七品。 　　御史监察不仅在于弹劾不法，同时也对守法官吏施以保护，使官吏免遭不当罪的处罚。维护官吏的相应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