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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2014-08-25 15:45?来源： 检察日报 我要评论0字号： 核心提示：?现实中的反腐形势正如火如荼，以古为鉴，我们或可把握现实中的一点一滴。“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故宫乾清宫“正大光明”匾，象征着封建统治者对“言行正派”的推崇 现实中的反腐形势正如火如荼，考察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廉政文化，以古为鉴，我们或可把握现实中的一点一滴。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廉政文化的产生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研究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和比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告诉记者的这句话，既是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客观叙述与评价，也蕴含着廉政文化的历史镜鉴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的主持人，卜宪群对记者说，这一课题正是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来观照中国廉政文化的缘起与发展。 　　“六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核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时间很早。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卜宪群介绍，《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其思想涵盖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西周)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人们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言论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政治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 卜宪群认为:“三代对贪贿的惩处是否都出自于民本思想的价值观，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以条规刑律对贪加以惩戒，这是在以往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还与齐景公专门讨论过“廉政”问题。一次，景公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能否做到坚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洁的表率。 这个时期廉政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首推法家的廉政文化学说。法家从人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既主张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防止腐败的产生，也主张从道德的层面对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 卜宪群就此评价:“法家的廉政文化思想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不仅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的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的廉政行为的深层次价值观念在法家思想中大都可以寻到踪迹，而且整个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也都无法回避法家所奠定的基础。” 　　君子之道:思想家心中的最高标准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大体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作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古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 卜宪群介绍，所谓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统治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古代社会廉洁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 第二，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