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个公司法三.docVIP

前 言 　　新公司法自2005年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曾三次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制度。其中《规定（一）》主要规范股东诉讼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二）》主要调整公司解散和清算事务。 　　2011年1月27日公布2月16日施行的《规定（三）》是公司法解释中内容最多、条款最细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其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确认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出资不实（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对瑕疵股权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条件与方式；六是合理解决名义股东、隐名股东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笔者以公司法三大司法解释为基础，以《规定（三）》为重点对公司实务及司法实践中的若干公司法问题进行评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股东隐名、冒名、挂名的法律后果及其处理机制 　　股东隐名、挂名、冒名状态其实都是一些“聪明人”想出来的招数，其产生的背景与根源似乎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但实际上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喜欢玩“隐身术”的投资者在设立或投资公司时不乐见于正大光明地当股东，而是善于隐藏于“幕后”成为实际控制人。但是，此举往往悲喜轮替、利弊互见，幕后老板们不可不察。 　　（一）隐名投资寻求“显名化”的出路 　　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及其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中没有涉及，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种对立的认定和处置思路：一是全面否认隐名投资的合法性，拒绝确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将之仅限制在系与显名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权利；二是充分保护隐名投资行为，对其通过行使“显名化”权利并成为公司股东的诉求不加限制。这两种对立的司法认知状态，实际上强化了隐名投资权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现在好了，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解释三”）的出台解决了这种弊端。 　　根据该解释，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也就是说，隐名投资自此已经不再是一种值得争论合法与否的“妾身不明”之态了，而是成为一种合法的投资形态。最起码，名义股东已不能随意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投资行为效力。此可谓出路之一。 　　更进一步的保护在于，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述规定的要害在于，“实际出资”是取得权益的根本依据，而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工商登记等“外衣”并不是确认投资权益的主要根据。 　　但麻烦在于，当实际出资人发现名义股东存在“挤兑”其合法权益的风险而要求自己直接成为真正的“显名”股东时却无法直接请求司法保护，而是必须要翻越一道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之墙。也即，实际出资人只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这种通过公司股东的“同意”而“准正”的途径，系隐名投资者的出路之二。 　　假如此后公司或其控制人拒绝给原隐名投资者完成股东变更手续、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公示登记的，则可以诉请人民法院给予支持。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股东“隐身术”背后也可能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诸如，投资份额及权益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而且如果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的法律状态的话，则幕后老板也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二）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对隐名投资保护的制约 　　隐名股东的麻烦在于，在其回归显名股东的正常状态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能得到公司的认可，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隐名股东权益最有可能实施侵害的人就是其所“挂靠”或“信托”的名义股东。常见的侵害形态是“擅自处分”，即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因此，隐名股东维权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名义股东的否认；二是来自第三方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抗辩。 　　如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挂靠或信托关系的约定或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则来自名义股东否认的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如果约定不明时，则名义股东一般以“借贷”等理由对隐名股东的投资性质进行抗辩。除此之外，来自第三方的抗辩将构成隐名股东的主要法律风险。因为最高法院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