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法的中国特色.docVIP

中国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的中国特色 何国华 公司治理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共性可供借鉴，唯有中国关于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例，此乃彰显了中国特色，由此使得中国公司法独具匠心。 一、中国公司法的独创性 中国公司法的出台离不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废除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新的机遇和抉择，公司这种组织体形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公司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开始得到重视，实践中，某些地区开始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试点并取得一些经验，此后逐步推广开来。为了规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行为，国家主管部门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行政规章，随着形势的发展，公司法的立法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认真反复修改，于1993年12月通过。 这部公司法最大的特点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设专节专门规定了组织形式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独资公司”，这种立法体例成为中国公司法的独创，形象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与该体例相统一的是指导思想，这部公司法的根本宗旨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激励投资人积极性的做法相佐。因此，这部法律颁布伊始就被传统的私法学家们斥责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法”，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违背了作为私法的公司法的根本宗旨，不符合公司法的国际发展趋势。 2005年这部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与1993年版公司法相比较，修改后的公司法被认为符合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开始与国际制度相接轨，强调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公法的色彩淡化了，私法的色彩增强了。但值得玩味的是，仍然在相同的部分里同样以专节保留了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只是题目稍加修改，变为“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中国特色依然醒目。有人将其认定为公司法修改不彻底，认为2005年公司法仅是对1993年公司法的具体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但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矫正。难道保留“中国特色”的理由就这么简单吗？ 二、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特殊性 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国有企业的数量都是世界第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周边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产生的教训给我们以警示，如何定位国有企业，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更关系到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对具有如此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组织体，如果在公司法中不为其留有一席之地，于法理、于情理都是无法解释的，也许这才是2005年公司法作重大修改时仍然保留国有独资公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存废的问题，仅仅会涉及到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结构的调整问题，所以，在中国经济转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国有企业的治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主题。导致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特殊性的本质原因有两个： 第一，权利享有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发生人格分裂。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所有权人“缺位”，因此其在治理机制上存在先天缺陷。事实上，国家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有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人自然属于全体人民，所谓的所有权人“缺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在此，问题的实质是国有产权关系未理顺，使得权利、义务、责任被分解，破坏了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性，经营者单纯享有经营管理大权但却不必履行对应的义务，或者不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更为严重的是缺乏追究其责任的制度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导致权利不明、责任不清，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发生人格分裂，国有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第二，代理链条过长。现代企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代理”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经营管理者作为一个拥有特殊专业性技能的阶层独立出来，出资人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股权越分散，代理问题越突出，直至“经理人专权”，本文将此称为“经营权代理”。 与普通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更为复杂，除了“经营权代理”之外，还存在“所有权代理”的问题。国有企业资产理论上的所有权主体――全体人民不具备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条件和能力，无法以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到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来，只能将所有权委托给国家，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但国家又是一个政治实体，其只能将人民委托给它的权利转委托给具体的政府机构。这样，全民所有权演变为政府所有权，显示出国有资产所有权人的特殊性。普通公司中由出资人直接行使的所有权，在国有企业中则经过两次委托代理变为由再代理人行使所有权，所有权的链条被大大拉伸，过长的代理链条必然带来国有企业过高的代理成本，由此导致国有企业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