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琦善“卖”看民族心理.docVIP

从琦善“卖国”看民族心理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引发这次战争的导火索则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史上的一次巨大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决心，同时也铸就了一面精神旗帜——林则徐。自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即是正义的化身，不屈的代表。关于清朝的禁烟运动，后世学者喜欢分严禁派和弛禁派进行比较讨论。因虎门销烟一举成名的林则徐当仁不让地成为严禁派的代表，而且是非常严格地执行禁烟法令。有了严禁派领袖林则徐，那弛禁派也必须有人出来当代表了，于是，负责与义律和谈的琦善很“荣幸”地被世人选中，成了弛禁派的冤大头，甚至成为史上首位国人公认的“卖国贼”。 林则徐作为民族气节的象征流芳百世，人们纷纷颂扬，而琦善稀里糊涂的成了弛禁派一号人物，在我看来，有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严禁派固然存在，甚至可以说，禁烟伊始，道光皇帝本人勉强也可以说是严禁派中的一员，但至于弛禁派的存在与否，似乎还值得商榷。中国封建社会有一对矛盾即皇权和相权，彼此制衡，相互牵制，但明太祖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后即下令废除宰相制度，以致皇权不断强化，而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天朝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庸也说：“无它，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更何况于琦善？估计任何一位大臣都不愿开罪于君王，当然，海瑞不在此列。1832年12月26日，林则徐到京，八天之内连续被道光召见八次，还特准其于紫禁城内骑马、坐轿，道光内心严禁的意图已日渐显露，那些善于揣摩君王心思的大臣难道还不明白，自己往枪口上撞吗？当然不会，他们只会更进一步的迎合道光。此外，就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言，弛禁派的存在也是有些模糊。尽管鸦片贸易是罪恶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伤害，但它却养活着沿海各省许多的官员。清朝官员的薪俸并不高，即使是有了养廉银，但也难以满足他们日常腐败生活的开支和贿赂上级的需要。外国人将鸦片运往中国销售是一种走私行为，因此，那些商人必须借助于中国官员的帮助，有时甚至还会借助官员将鸦片运入，这就需要“孝敬”中国官员了。但如果实行了“弛禁政策”，还会有商人行贿吗？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政府的缉查了，还会理会那些官员的敲诈勒索吗？那些以此为主要收入的清朝官员门当然不愿看到这种现象发生，试想，如此谁还会搞弛禁？相反，严禁更有助于他们此项收入的增加。而且，当时一些文人学者留下的著作中也暗示了弛禁派的不存在，梁廷枏在他的《夷氛闻记》中说：许乃济弛禁主张遭到大臣批驳后，“举朝无继言者”，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也说：“此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时人并不有弛禁派，后人却千方百计的找出了弛禁派，难道古人的著作中有模棱两可之处？还是对比心理使然？ 再说琦善弛禁，以致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在奏折里，琦善根本没提弛禁，他只是提出重治贩运而已，认为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与一些严禁派不同，琦善建议重治贩运者，而非处死吸食者。他认为吸者相当于自杀，贩者相当于他杀，岂有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理？因此，这并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弛禁派。至于琦善的禁烟运动，他也毫不逊色于严禁派官员。在收获烟土方面，第一名是两广总督邓廷桢，收获烟土26万两，第二名就是琦善，收获烟土13万两，而林则徐仅为2万两，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琦善主张弛禁，他何必还收缴如此之多的烟土呢？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我想能做到大学士一职，琦善的智商也不会比别人差多少吧。至于琦善的“卖国贼”之名，大概与他在广州与义律的和谈分不开。林则徐的壮举鼓舞了民族精神，但也点燃了英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气焰。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开始封锁中国沿海，战争一触即发，随后，舟山沦陷，林则徐下台，道光帝唯恐战事扩大，便以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与义律和谈。几经周折，《穿鼻草约》出炉了，但就是这个和约让琦善一不小心成了万人唾骂的卖国贼。琦善奏折中的“说定诸事”是指赔款贸易等其他一些事，而并非指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义律等人断章取义，让琦善“卖国”名符其实。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道光是听不进逆耳忠言的，他不是唐太宗，即使琦善想做魏征也不行。琦善到广州后亲眼见识了英夷的坚船利炮，知其非清朝的破铜烂铁可比，遂上奏陈述广东不堪作战之实，不料却被道光认为“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此时，他的同僚也开始想他发难，林则徐鼓动怡良参奏他。在那个天朝上国中，或许只有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才是唯一的通行证，君王听不进直言，群臣也接受不了现实，清朝上下依然在梦中歌舞升平，只是琦善有点犯傻，大言不惭的替英夷说“好话”，于是，他“卖国贼”的帽子戴上了。 从以上来看，琦善“弛禁”、“卖国贼”的罪名似乎并不成立，但为何世人强加于他呢？难道因为他是一个大贪官吗？估计与乾隆时期的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