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之的党社运动对中西科技会通之影响.docVIP

试论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中西科技会通之影响 摘 要： 本文通过论述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士人学者参与中西科技会通事业产生的影响，从士人参与科学研究的动力、互动形式以及科学知识传播的社会形式等角度，考察了科学在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我们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其特殊的科学发展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之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党社运动孕育培养出的精神气质和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一研究为我们深入、全面了解近代以前中国科学的演进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明清之际 党社运动 中西科技会通 科学研究动力 科学发展机制 引 言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明清之际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无疑与十六世纪末基督教文化的西来有关。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宗教、哲学和古典科学以及部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了中国。尤其是这后两者，为清代中后期我国科学由传统走向近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就这段学术史的研究而言，“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可谓是两个关键性的术语。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关注于如下的四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的研究；二是对重要人物及其著述和活动的研究；三是基础性的研究，即对大批书简、档案等历史文献进行的整理；四是关于中西会通与中国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最后一方面的研究来说，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称道的。它们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理清了思路，夯实了基础。然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发生于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同中西科技会通之间的关联却少有学者关注。虽然偶有学者指出，党社运动中，为东林学派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当时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窥得了全豹之一斑。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研究：一是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研究兴趣形成的影响（科学研究动力问题）；二是当时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形式。 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为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创造了契机 具体说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应从“党运”与“社集”两个方面来认识。对党社运动颇有研究的谢国桢先生认为，“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 。“党运”主要是指在党社运动的前期，以东林学派为主的东林党，先与齐、昆、浙、宣等党，后与宦官阉党的争斗；而“社集”或曰“社盟”，主要是指党社运动后期（注：社集萌芽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已出现），以复社、几社为中间，发动的文人集会，并参与社会政治的运动。社盟网络了民间许多饱学之士，且与统治机构的官员有所联系，各大社之下均有分社。 此处，我们并不从政党组织的角度来对党社运动进行评述，而只就东林学派和复社士子一脉相承、共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中西科技会通的影响问题展开论述。在时间上，东林学派先于复社产生，此二者的关系，史学界一般认为复社是对东林学派的继承。谢先生说，“继东林而后，就是以张溥、张采等所创办的复社，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东林学派创立之际，正值“王学末流”盛行于学界之时，所以，东林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风气，恰是针对于明末士人，受“王学末流”思想的蛊惑，好于空谈心性，致使学风疏薄的情形。由顾宪成、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其讲学的宗旨便是，“论学以世为体，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东林学派特别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认为真学问并非是空谈而是贵于实行。如高攀龙说，“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若是个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总而言之，东林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反对空虚，讲求实证的务实之学，是关注于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继东林学派之后，复社士子对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继承与推广则更为彻底。首先，就“复社”这个名称而言，其意旨便是“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其次，从复社的创始人张溥、张采，到社中的骨干力量，如黄宗羲、陈子龙、方以智、顾炎武等人，都是“经世致用”学问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从复社成立之初的评议朝政，到明清鼎革之际的反清义行，再到后期社盟中的士子学者浸身于经世之实学的研究，都能鲜明地体现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著作中论及顾炎武（复社）时讲到，“亭林（顾炎武）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