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docVIP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墨子》以唯物主义认识论论证了“名”与“实”的关系。《墨子》说：“瞽者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正确的认识不在于是否能说出黑或白的名词，而要看他选取黑白之物之时是否选对了。子墨子谓二三子曰：“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钜：疑“银”字之误 墨子对几个弟子说：“行义而不能胜任之时，一定不可归罪于学说、主张本身。好象木匠劈木材不能劈好，不可归罪于墨线一样。” 墨子说：“世上的君子，使他作为宰杀一狗一猪的屠夫，如果干不了就推辞；使他作一国的国相，干不了却照样去作，这难道不荒谬吗？” 墨子说：“现在有一个盲人说：‘银是白的，黔是黑的。’即使是眼睛明亮的人也不能更改它。把白的和黑的东西放在一块儿，让盲人分辨，他就不能知道了。所以我说：盲人不知白黑，不是因为他不能称说白黑的名称，而是因为他无法择取。现在天下的君子称说‘仁’的名，即使禹、汤也无法更改它。把符合仁和不符合仁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让天下的君子择取，他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不是因为他不能称说仁的名，而是因为他无法择取。” 盲人不辨色，君子不识仁盲人能不能辨别黑白，不在于他知不知道黑白之名，而在于他分辨黑白的行为。同样地，看一个人是否有仁义，不是看他是否懂得“仁”的概念，而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有“仁”的行动，对善恶行为能够取舍。这就告诉我们，判别一个人，要注意从他的行为、行动来认识。 墨子说：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说，但让他挑选具体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了。所以，可说瞎子不知黑白，不是因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为他不能辨黑白之实。同样的道理，高谈仁义的人，说的那个漂亮可以胜过大禹，但让他们在仁与不仁之间选择时，便不像说的那么漂亮了。可以说，这样的人不知道仁义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样。“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篇》)自从人结成类以后，“名”就日益掩盖、甚至取代了“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都在膨化着“名”，名是“知”可以层累，而“取”是“行”，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直接代际层累。怎样才能知行合一、“名取”一体，大而言之是个如何获得真理的问题，但中国人不感兴趣；中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取”到“名”，中国的权力资源叫“名器”，谁学好了那个名，就成了器。单为此，就不免以学解道，消行入知。于是，仁义道德，就成了“三岁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广告词，当人们反过来要用仁义道德之名来窃取荣华富贵时，言行不一遂成为普通的人性炎症。起脚于古越的阳明子，有着禹墨这一脉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与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精神差别。他为了消解言行歧出，提出心物不二、心为根本的问题，重新设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天理内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实到“取”上的知行合一来对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从而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阳明说他的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是句朴实的良心话，也是为自己正名的辩解语。阳明摸索出来致良知之路，是要让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带，从外在的观念之网中解放出来。对于不研究天文、地理，只关注人性的中古人文观念来说，关于人性的定义是这观念之网的“纲”。然而关于人性的定义也只是短暂的士民协议。谁垄断了这个制定话语的权力，谁就是这个时期的真理发射者。真理是人说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真理”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在铸造偏见，于是人类意识的万花筒便成为各种打扮成真理模样的偏见方阵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入学”、“仁学”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假象，回到纯真，还我清白。这很难很难，比孙悟空跳如来的掌心还难。因为须广泛改组人们的意识结构。王阳明为此努力了。他将“心”论证为先验的直觉，并用经验化的方法证明“良心”能给人类带来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属性是实践的精神和意志，而且既独立于实用，也独立于道德。“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要表达人类的根本精神是独立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自力更生”地去做一个伟大的平常人。人需要超越，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闻见道理加给你的井蛙之见，这才能日新日日新地“更生”，才能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你必须自信我性俱足，不必外求。这种“无援的思想”是一种能够把知识、理性快乐化的感性学、身心学、感动主义美学，心学近事远看、远事近看，高度随机，又绝对万变不离心宗，从而真诚地沿着大道中行而进。阳明从始至终都坚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他认为在有良知这一点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尧舜。这个立场保证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定盘星的有效性。心本体是纯真的，它高于任何经验语义的善恶。人人都能返回心本体，才能激活内在的本源性的直觉，才能将本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从而使心学成为简易直截的起死回生之学。当圣奥古斯丁说“无须寻找，真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