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复旦大学)元代儒学.docxVIP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第六编 元明时期哲学 一、元代理学的演化 1.理学与科举的结合 元代(1279—1368)是蒙古族灭金和宋以后所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思想 文化上，元代既是汉、蒙思想文化互相融合交流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儒家 文化以及理学思想得到进一步传续的历史时期。早在元朝正式建立之前， 蒙古统治者就开始采取了一些吸引中原儒家文人的文化策略。譬如在 1237年及次年，令各路举行考试，并允许被俘“儒人”就试，“得士凡四千三 百人”(《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这反映出蒙古统治者对儒学思想的政 治文化意义有一定程度的重视，目的是凭借汉文化的历史与传统，以便巩固 和确立自身的社会政治体制。 在政治文化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科举制度的再次确立。元 仁宗皇庆二年(1313)，由儒士制定了科举考试的具体条例，经仁宗核准，正 式下诏开科取士。考试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主要以程朱或程朱 一系的注疏(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其中，“四书”作为 首要科目，其重要性超过“五经”，建立了以“四书”取士为主要内容的考试体 制。这是科举史上的创举，并为后世所沿袭。 应当指出，在宋代屡遭“伪学”之禁的理学，虽在南宋末期的理宗朝得到 了缓解，但是理学真正获得制度上的保证，进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则是 以元代科举制度的重新确立作为其主要标志。随着以“四书”取士这一新的科举方式的形成，程朱理学遂开始普及化、正统化，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 时人称:“(元朝)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 之。”(《滋溪文稿》卷五《伊洛渊源录序》)讲的当是实情。自此，程朱理学与 科举制度相结合，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并对后来明清两朝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2.和会朱陆的倾向 关于元代理学的传承情况，一般认为，以湖北儒者赵复(生卒不详)为先 驱，他被元人俘虏后，在燕京的太极书院传授程朱理学。据黄宗羲的说法， 在赵氏一门及其传衍过程中，出现了姚枢（1202—1279)、许衡（1209— 1281)、刘因（1249—1293)等著名学者，诸人“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 是，北方之学郁起”(《宋元学案?鲁斋学案》）。其中，许衡可谓是重要的代 表性人物。他出生于北方的金朝，故华夷之防的观念较为淡薄，能与当朝统 治积极合作，曾两度出任国子祭酒，亦即当时最髙教育机构的长官。许衡以 儒学辅助政治，利用身居官方学校之要职，广招门徒，令其主要弟子分处各 斋(书院）为“斋长”，传授宋代理学，使得理学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极大的 推广。 许衡在思想上对朱熹成说亦步亦趋，自称“一以朱子之言为师”(《鲁斋 遗书》卷十三《考岁略》）;另一方面他又对朱熹理学作了比较宽泛的理解，在 朱陆之辩的主要议题——“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问题上，许衡谨守朱 熹的内外并用的方法，但他更为强调“反求诸心”的内向工夫，指出:“此内外 交相养也，亦必相辅成德，然必以心为主。”(《鲁斋遗书》卷二《语录》)显见许 衡在思想上已有某些折中朱陆的因素。 元代理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吴澄（1249—1333)，时有“北有许衡，南 有吴澄”之说。据载，吴澄之学的根本立场“近乎朱”，然而“亦兼主陆学”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一般认为，吴澄是元代思想史上和会朱陆的主 要代表人物。吴澄指出，近人虽都知道陆学“以本心为学”，然而事实上，“此 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因此，“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 然”，乃是亮舜以来，及至宋代的程朱诸子代代相传的“圣人之道”（同上）。 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以宋代理学家一再强调的尧、舜、禹“心心相传”的所谓“十六字心诀”为依据的，根据这一观念来判断，即便是朱子学亦可称为“心 学”。但在朱陆之辩的语境中，以“心同理同”作为理论前提，强调“发明本 心”是儒学的基本立场，则是象山心学有别于朱熹理学的一大标志。吴澄一 方面为陆学进行了辩护，同时又以继承朱学之“道统”为己任。这表明吴澄 在朱陆之辩的问题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和会朱陆的倾向。 总的来说，元代理学在理论上缺乏创新，基本上是以步程朱理学之后尘 为主要特色。同时，许衡、吴澄以及稍后的虞集、郑玉等人在思想上所表现 出来的和会朱陆之倾向，构成了元代理学的一个独特风格。当然，就元代思 想的主流而言，是程朱理学而非陆氏心学，故有些学者对和会朱陆之现象也 有批评，譬如刘因、许谦等人。从元代思想的总体特征来看，有三点可以确 认：一、理学与科举制度的成功结合，意味着程朱理学开始“定尊于天下”； 二、受此影响，元代思想基本上是以程朱理学为主流导向；三、在将朱熹理 学视作“道统”正传的同时，对于陆氏心学亦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之了解，表现 出了和会朱陆的倾向。 二、明初理学的变调 1.三部《大全》的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