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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左玉河 内容提要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就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性质的学术分科，并初步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四部之学”，指“四部”之内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传统学术门类，这是就中国学术研究范围而言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内）；所谓“七科之学”，指“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之内的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地、农、工等诸多现代学术门类，也是从学术研究的范围来划定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动，与经世学风的兴起及西学东渐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分科是从西学的引入、传统学术的衰落开始的，也是随着这样一个过程而逐步演化的。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促发了人们对经史“无用之学”的唾弃，从而勃兴了“经世之学”；传统的“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又迫使人们研习西方“有用之学”，引导了各种西学的大规模输入。由此可以说，“经世之学”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学术的“消解”和“分化”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西学传播的“引导”上。而西学的大规模输入，自然带来了西方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便随之而起。 　　西书翻译是西学输入的主要方式，它使得中国学界对西方主要学术门类，如天文学、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质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就是后来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原则，则是在西书翻译中逐渐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人所知晓、所接受的。在对西方近代分科性质的学术门类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批判科举、改革书院的呼声中，中国学人依据刚刚接受的“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观念，提出了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 　　冯桂芬在1861年所作的《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冯氏所要“采”的西学，主要指“历算之学”与“格致之理”。“历算之学”包括天文、历算等学；“格致之理”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冯氏所理解的中国学术，主要包括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策论）和古学（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等。三类“中学”加上两类“西学”，便构成了新的学术分科门类。在中西学术的配置上，他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陈虬在《治平通义》中也提出了变革学校“科目”的问题，并意识到“科目”之变法是“纲中之纲”。据此，他将中西学术分为五科：艺学科、西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五科分立”的方案，是杂糅了中西学术后的综合性学术分类方案。西学科包括了当时传入的“西学”，即格致诸学及化学（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而艺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等四科，基本上是中国学术中的“有用之学”。 　　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所谓“文学科”，就是传统的“词章之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科；“政事科”，就是传统的兵刑政务科，也就是后来的政法科；“言语科”，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实际就是后来的外语外文科；“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包括后来的农、医等学科。所以，郑氏“文学六科”，基本上是后来张百熙提出的“七科分学”方案的雏形，只是显得比较含糊，带有从传统学术分科向现代学术分科的转变过程早期不可避免的杂乱和含糊。王韬在1883年所作的《变法自强》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和学术分科观念，将引入的西学和传统学术门类加以融合，提出了“文学、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