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民法典—中国民法典的路径选择.docVIP

何谓民法典——中国民法典的路径选择 摘要：纵观近年来，围绕我国民法典编纂模式所产生之争论，其焦点在于民法典本身之定位问题。在当今身处宪政时代之大背景下，我国不应再走法国“法典价值化”之路，可借鉴德国民法典“价值中立”的做法，制定一部价值中立的开放型民法典。 关键词：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法典化 前言 伴随依法治国理念被中央高层接受，并于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目标，姑且不论这一目标的恰当与否及能否实现，但这至少说明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实践中对于相关支撑理论的需求已经是相当迫切，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在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相较而言要复杂很多，正如苏永钦老师所言，“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从没有法典，现在回头来制定一个法典，对于第一次接触到这里讨论问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问的问题。我们在那里修改民法，我们从来不问这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民法典？它是不是过时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把所有民法的规则都摆进去的松散的、汇编式的民法典？这些讨论业已提出来业已过去，然后讨论完，大家怎么去架构它？怎么去参考其他国家经验，是一个比较英美法形式、案例法形式的？还是一个大陆法形式的？法国式的？德国式的？荷兰式的？俄罗斯式的？这种结构的讨论、原则的讨论，这些问题大概是我到这里才觉得是有必要的东西，而且回头想去，像我们在台湾知其然就够了，但在这里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且不仅知其制度的所以然，还要知道其未来、社会层面的所以然。((( 一、中国民法典模式的理论争论 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模式的争论，梁慧星老师曾有过总结，根据其《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的概括主要分为三种意见即：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理想主义的思路，现实主义的思路三种编纂模式，虽然，近几年又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过过论述，但总体而言并未超出这个限度，只不过是对自己各自观点的支撑理由上有了进一步的丰富，比较有典型的如华东政法大学的张礼洪老师发表于《法学》（2006年第5期）上的《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及苏永钦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333期第一，不搞大而全的、无所不包的大民法；第二，不能以传统民法的观点来看现行民法的制定；第三不能以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的体系来考虑中国民法典制定，应该尽量容纳英美法中好的东西；最后，学者也不能仅仅以学者的所谓科学体系来完成立法起草，应与实际部门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民法典搞的更好。(((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实际上更多地体现的是对于英美法国家背后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借鉴。其主张的主要依据，正如江平老师在《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民法典》一文中指出的，“有些学者专家是不赞成制订一部庞大的民法典的,他们反对的理由无非是担心越庞大越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越容易成为一部封闭型的民法典,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单行法形式来规制社会经济生活可以避免这一缺陷”。由此可见，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是从民法典的功能这一角度展开的，并由此而推导出民法典在内容上不应无所不包，应留下必要的空间，“民法典如果成为一个封闭体系就充满着危险,因为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活跃的,它不应当受法律的束缚和阻碍,法律应当给它更大的未来空间和余地”，(((并主张借鉴英美法判例法的做法。不过从体系划分的角度来看，仍可划入此类别，只不过这种体系在逻辑性上与传统的民法典相比要弱的多，“以与注重逻辑性、体系性的法典相对﹐这样的分类非要建立于一种比较广义的法典定义不可(((。 （二）理想主义模式与现实主义模式 按苏永钦老师的观点，这二者都可归入体系化民法中，只不过二者在民法典内部的体系建构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苏永钦老师的观点，徐国栋老师实际上更加注重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重要性，而梁慧星老师的主张则体现了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对民法典内部体系间的逻辑结构的关注。(((具体而言，徐国栋老师以“新人文主义”为标榜，主张因为我国的历史传统的原因，在制定民法典时应更关注民法典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色彩，应借鉴法学阶梯的三编制模式，这是建立在其对盖尤斯的三编制的解读之上的，是从民法的调整对象角度展开的，即人与物的对立实际上便是哲学上的主体与客体或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不过在三遍制下以主体或精神为第一性，这是因为人文主义所不断追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并对世界持一种悲观态度，即人性恶，因此在这种对立中便会产生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诉讼便是这种对立的一种逻辑结果。(((对于该观点苏永钦老师有过评论：“有关各编排列对人文价值不够尊重的批评﹐若作成于宪政主义发展未臻成熟的十九世纪﹐或许还有道理﹐就其现状再从这个角度去定位﹐就真的有点离谱了。(((而梁慧星老师的现实主义模式简言之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德国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