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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生活方式” 卢铿：解读“新生活方式” 　一波复一波的“新政”及其“细则”将中国的房地产业推入了“后房地产时代”。在这个新时期中，房地产业的政策、资源、产品和市场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行业重新洗牌、企业战略转型、产品升级换代、暴利时代终结等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当社会舆论普遍将开发商们“妖魔化”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以开发商为投资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居住文化进步走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前列。而在这种量变的背后更有一种令人欣喜的质变--中国人正在尝试从“过日子”到“生活”的历史性进步。“生活”这个词正以空前的频率出现在今天的各种媒体上和场合中。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二十倍到四十倍的巨大差异，但是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却在迅速地向发达国家靠近。 　　曾听得一位基因专家说，当今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患有肥胖症，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祖先大多长期生活在吃不饱的社会里，所以不少中国人的身体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嗜食的“饥饿基因”。与之同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只懂得“过日子”而不知道何谓“生活”的漫长岁月，那么已经习惯了“过日子”的中国人该如何去面对和适应“生活方式”的重大变迁？ 　　生活方式的中国趋势 　　多次赴俄罗斯工作的经历使我有过不少难得的感悟，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俄国人普遍比我们懂得“生活”，尽管他们在整体上还远未实现富裕。城市里的俄国人大多拥有自己的汽车和郊外的小木屋，他们的周末和假日总是与森林、郊游、打猎和钓鱼等亲近自然的生活要素相联系的。试想，在俄罗斯大尺度的自然空间中，生活在悠闲淡慢的节奏里，品尝着负离子远比我们的城市多得多的新鲜空气，该是多么的惬意。 　　在圣彼得堡时得知，二战时德军曾围城九百余天，艰难的守军每到周末却必派专机前往后方接来文工团，照样歌舞升平。在这座因围城死亡了八十万人的城市中，人们竟保护好了包括冬宫在内的无数遗址和文物。在俄国人看来，生活与生命同等重要。 　　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其新著《财富的革命》中把时间列为财富创造的深层原理之一，足见与生命并行的时间的价值。不少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自嘲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生活”，是在使用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其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了忙碌--忙着读书、忙着考试、忙着工作、忙着炒股、忙着买房、忙着攀比、忙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因为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忘记了品味本来只有几十年的尘世之旅的真正快乐和价值，乐于驾驭事业而忘了驾驭生命的时间。 　　当我们回顾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进程时，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人们的休闲时尚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世纪初，人们风行吃西餐、照相、赌博和听戏。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盛行跳舞、泡茶馆、看电影、看球和游艺。自解放初年到“文革”前夕，整齐划一的全面休闲活动是集邮、广场运动和革命文艺。在文革十年中，人们只能看样板戏、跳忠字舞、看老电影。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转向健身、旅游、运动、探险、收藏和泡吧。而如今，仅仅在“吧文化”上，就已有了酒吧、茶吧、水吧、书吧、氧吧、陶吧、迪吧和网吧等的众多成员。 　　中国人本应该有足够的民族优势来创造和享受新的生活--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且持续发展的国家，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地增长和积累中。因为，中国人特别在意居住，所以在短短数年中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就从5平方米增加到了26平方米。因为，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成本与欧美人相比还相当低，消费力和消费市场的潜能巨大。因为，如今百姓的银行存款已经迅速逼近20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经济成长的“内需拉动”政策十分需要“新生活”的驱动。还因为，中国人的祖先们不乏生活文化的想象能力，甚至在这方面曾经先于和优于西方人。 　　我们的祖先们很懂得生活，唐人的诗句中就处处流露出来那些令人神往的生活情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牧人驱犊返，嬉马带禽归”（王绩），“顾步三春晚，田园四望通”（卢照邻），“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诠期），“月明听岭树，风静听溪流”（张九龄），“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以及“独生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等等。 　　林语堂先生在《人生之盛宴》一文中曾写道：“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非无所事事之所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此语道出一位现代中国哲人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最能说明中国人在“生活”方面富有潜质的理由是中国人在烹饪方面的绝世造诣。当有洋人听说仅在成都地区的面条就多达260余种做法的时候，那种肃然起敬似不亚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足球技艺和诺贝尔奖的崇敬。 　　最近一段时期里我们看到了不少可喜的现象--服务业迅速发展，新产品迭出不穷，文化艺术创作的质和量在迅速提升等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