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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儒学 孔子代表中国儒学的创始阶段，孟子则代表儒学理论的初步完成。孔子立仁、义、礼之统，孟子则提出性善论补充这一学说，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儒学体系。所以在先秦哲学家中，孟子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儒学为主流，而孟子的理论则是这一思想主流的基础。 一、孟子其人 孔子以后，真正能够推进孔子学说的唯孟子一人。孟子的生平大致见于《史记》，其学说有《孟子》七篇。（《梁惠王》上下篇，《公孙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离娄》上下篇，《万章》上下篇，《告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 ）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至于孟子的生卒年月，《史记》未有记载。据后世考证，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赧（nǎn）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372年生，前289年卒。距孔子的卒年一百多年。 孔子生于春秋末世，首揭儒学之大义，当世无与抗衡者。孟子所处的时代则不同，杨朱墨翟之学已盛（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按着自己的趋向，去接近快乐，避免苦楚，这和近代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部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儒学受到威胁，所以孟子言仲尼之教，必广为论辩，以折百家。由此，孟子以保卫儒学，驳斥异说为己任。而孟子所以能成为儒学体系的建立者，也与此种环境有关。 《孟子·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所谓“不得已”，指为保卫儒学不得不与百家相争。 孟子以继承孔子之统自居，为儒学建立体系学说，驳当世诸家言论，孔子未讨论到的问题，如价值根源、政权转移等，都一一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二、孟子的学说 孟子的学说以心性论、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 心性论 心性论又可分为三点：（一）性善与四端说——价值根源与道德主体之显现；（二）义利之辩——道德价值之基本论证；（三）养气与成德之功夫——道德实践问题。其中又以性善论为中心。 性善与四端说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纳）交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想肯定的是价值意识内在于自觉心，或者是自觉心所本有。但此处的内在或本有，并非指发生历程讲。“端”即始点的意思，所谓四端之说，其理论意义在于四端说是孟子对性善的基本论证。孟子就价值自觉的四种表现而说“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人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自觉，都为当前自觉生活中随时显现者，皆为价值自觉也是一种“应该不应该”的自觉。这种价值自觉通过各种形式的表现，即成为各种德性的根源。由当前的反省，揭露四端，透显价值自觉的内在，这是“性善”的基本意义。孟子又说“扩而充之”，四端待扩充，可以看到“性善”之说决不能指始点。 （二）义利之辨 《梁惠王》上：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这是孟子对“义”和“利”的具体解说。义即理，有普遍性；利则只有特殊性。特殊性不能作为价值规范的基础，循利而行，必见争攘。所以出一“夺”字。循利必生夺，以利必为私故也。义利之辨也就是公私之别。 《告子》上：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阅我心，犹刍豢（chú huàn）之悦我口。 这是孟子对义与理的正面陈述。其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