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docVIP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绪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几个现象 1、朝代更迭频繁与政权的分立 东汉末年开始，社会逐渐走向衰败、动荡，而自公元220年魏朝建立至公元581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立局面，360多年间，经历了魏、蜀、吴的三国鼎立，西晋、东晋的更迭，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南朝前后历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则先有北魏，后分为东魏、西魏，两者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替。这段历史，整体而言，可谓动荡，称之为乱世，未尝不可。 朝代更迭的频繁，本身即是政治斗争激烈和社会纷乱的一种表现。而士人作为知识的主要承担者，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主导社会的作用，很自然地被裹挟入严酷的政治旋涡之中，深度地介入整个动荡的时代。这样一来，他们对个体自身的生存境遇和面临的时代状况往往有复杂而敏锐的感受。 就个体的生存而言，时代的混乱使得士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政治立场和个人情志等因素影响到他们在时代中的命运，不少士人或死于具体的政治事件（嵇康、陆机、谢灵运等皆是），或惴惴于政治夹缝之中以求存（阮籍即是），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此时显得异常突出。《晋书·阮籍传》中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之说，这种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整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时代状况而言，战乱和分裂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迁徙，导致生活的凋敝、疾病的流行。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有云：“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足见动乱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而疾病的流行，也对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刘桢都于公元217年染疾疫而终，号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也是在这一年病逝。 正是这样的时代状况，促使此期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些共同的主题：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与药和酒的关系极为密切。鲁迅先生写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讨论了相关问题，后来王瑶以此为启发，写有《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可以参阅） 生死问题是人类最为切身而古老的问题，相关的思考，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普遍存在，尤其以道家最显突出，《庄子》一书即充满对生死问题的多方思考。汉代的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也经常涉及生死主题。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主题显得更为普遍，并有多元化的表现。时代的动荡和士人个体的自觉（有关士人个体自觉的研究可参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促使士人对生死的问题表现出异常的关切，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游仙主题的大量出现，既是由《楚辞》、《庄子》、汉乐府而来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也是神仙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影响的一种反映，同时，与士人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乱世的回应相关。游仙既可以是一种长生的追求，也可以是一种理想境界的喻托，或者是对现实某种求仙仪式的文学反映。 隐逸主题是士人隐逸生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展现。隐逸思想、隐逸生活，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就逐渐形成不容忽视的文化传统，《周易》有不少内容即涉及隐逸的内容，而儒、道两家关于隐逸的思想言论更是大量存在。《诗经》中的《卫风·考槃》和《陈风·衡门》通常也被视为隐逸诗，而“衡门”一词，后来更被视为隐士隐居之所的代称。范晔在《后汉书》中甚至专门列有“隐逸列传”。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现实危机的刺激和新思潮的兴起，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希企隐逸之风大炽，由此影响到文学领域中隐逸主题的盛行。（有关此期希企隐逸之风的讨论可以参阅王瑶《中古文学史论·论希企隐逸之风》） 同时，政权的分立带来了人才的争夺，以及文学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同特色。人才的争夺一方面促进士人群体的集中（文学集团的形成），同时，也使得部分士人被动羁留他乡，产生更为复杂的生命体验（如庾信）。政权的分立最为明显的是加深南北文风的区别，同时，各政权之间的文学发展也颇不平衡，如三国鼎立时，魏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蜀与吴则相对沉寂，而北朝中的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文风也有分疏。 2、门阀士族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东汉后期士大夫中逐渐出现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占据优势，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特殊地位的阶层。此一阶层在曹操掌权时期受到一定抑制，到魏和西晋重新兴起，至东晋达于极致，南朝时逐渐衰落。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其起自单族匹士而显贵者盖所罕见。” 门阀士族的存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阶层的存在，本身对文学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刺激了此期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如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所言：“在变相的封建势力下面，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