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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主要立法指导思想的确立及内容 　　唐代初年，统治集团深知人民力量和人心向背的重要，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以唐太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确立了唐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在德与刑、礼与法的关系上，自汉武帝以来，儒家主张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逐渐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礼义规范越来越多地渗入法律之中，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唐初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法律思想，并用于指导唐朝的立法和执法活动。所谓德主刑辅，其基本要义就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即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主要手段，以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其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两者都不可缺少。唐初统治者则力图做到德刑相济，礼法并用，既重视德的指导作用，要求国家制定法律、适用刑罚要以儒家的礼义为标准；同时又不放弃刑罚的使用，主张失礼之禁，著在刑书，严重违背礼的行为必以刑罚制裁。二是再者的地位不同。法虽然是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但不能专任刑法，而要以德礼教化为主。要多德少刑，先德后刑，而不能相反。唐初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指导着唐朝各项重大立法活动，从而形成了唐律“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的基本特点。 　　（二）立法要宽简 　　唐初统治者强调立法务求宽简。宽即宽平，是针对隋朝法律的严苛而言，要求做到减轻刑罚。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便主张以宽仁治天下，对于刑法的适用尤其慎重。唐初立法以仁恕宽厚为原则。“简”即简约，是针对隋朝法律的繁杂而言，要求做到立法简明。因此唐朝在立法过程中严肃谨慎。唐律经过多次修订，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注疏确切，举例适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就是要求：在立法时应当审慎，不轻易地制定新的法令；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要坚持执行，不能轻易地改变和废止。在这方面，唐初统治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深刻体会。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其意思是指，法律频繁更改，会导致人心不稳，执法不一，官民无所适从，腐败由此而生，社会秩序混乱。因此，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唐朝统治者在每次修律时，对前代君主所制定的法律都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使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无所改变。即使是高宗永微年间修订的闻名于世的《唐律疏议》，对前代的《贞观律》也没有作大的改动，只是增撰了一个对律文进行注释、疏议的律疏，以便阐明律义和重要制度的源流演变，解决司法实践中具体条文的适用问题。唐250年间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则天执政和安史之乱对法律有一定影响外，基本上是连续和保持不变的。这是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贯彻于整个唐朝始终的表现。 　　（四）强调执法严明 　　唐初统治者认识到，完备的法律只有得到正确的、不折不扣的适用和实施，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唐初统治集团时刻不忘隋朝立法完善但弃法毁法、导致速亡的前车之鉴，深知依法办事、取信于民的重要。唐太宗李世民时刻牢记魏征的话：“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经常鼓励臣下对自己因个人一时的喜怒而决事不如法的行为进行劝谏，并及时纠正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失误，这在皇帝至尊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还要求各级官吏不分亲疏贵贱，一律严格执法，有效地保证了唐朝立法与司法的统一。君臣上下严格守法的法制状况减少了统治集团决策上的失误，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持续高度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唐初立法指导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三点，即： 　　（一）礼刑并用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行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则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律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者也。”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像晨昏和春秋那样，成为不可或缺的关系。 　　（二）法令简约 　　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亦足的原因，还在于法令滋章，法网太密，人民动辄触犯刑条、惨遭杀戮所致。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便对臣下说：用法务在宽简，后又强调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三）宽仁慎刑 　　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初唐的统治者亲眼看到隋朝实行严刑峻罚，激化了社会矛盾，他们以此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为其立法指导思想。 　　慎刑是指对犯罪者处刑取慎重的态度。太宗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对待一般犯罪，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对于死刑，因人命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