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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三角 ——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理论及对中国发展的理解 引子 本文的话题与诺思等人在2006年底的一篇工作论文有关。他们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在政治学里面，不太多考虑经济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是被当作政治理论的外生因素；而在经济学里面，政治又是外生的。我自己的一个注脚就是，马克思是个例外，马克思的伟大性恐怕只有到这一轮来自现代经济学内部的理论发展之后才能再次真正体现出来。接下来就要讲到新的研究方向，也就是最近在国际上兴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整合，再把整合的理论用来解释历史和发展。这一轮的理论发展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四个学科的一个大整合。 通过总结诺思和Acemoglu等人的工作，我们要问，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政治、经济互动的理论？诺思在自己文章结尾的时候说，他自己觉得还差得很远。进一步地，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经验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针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来提供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理论。坦率地讲，诺思的这篇文章里的很多看法是针对西方历史的，而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针对中国历史。 历史 诺思等人的工作做了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三个概念，我把它们翻译成“原始的社会秩序”、“进入受限的社会秩序”和“进入开放的秩序”。进入开放的秩序中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引入了政治的竞争和经济的竞争，他们认为，开放的秩序必须要引入市场，以经济的竞争为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西方那种以政治竞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在这三个概念里面，第一个不是很重要，因为它基本就是指原始社会的那种制度。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就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一万年，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讲第二个制度到第三个制度。到第三个制度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从那以后，他们认为就是进入开放的秩序了。 诺思在讲了上述三个概念以后呢，他们首先就提出了对于发展的新理解，认为发展的源泉就是制度从二到三的转型。近来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发展不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制度和政治的转型过程。这和诺思等人的思想是非常暗合的。最近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里面，这个研究的动向就涉及到既有的几个研究文献的分支，分别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国家作为一种组织的认识，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里面认知、信念、制度和经济史这样一些文献。胡佛研究所一直认为cognition（认知）和leadership（领导力）导致经济发展，特别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这些关于发展的认识跟我们原来传统的二元经济基础上的关于发展的认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诺思等人涉及到的另一个概念是“自然国家”。在他的文章里面，“自然国家”和 “进入受限的秩序”是基本上可以对应起来的两个概念。什么叫“自然国家”呢？自然国家的特征就是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政治上拥有power（权势）的，在经济上就拥有租金。那么这个国家怎么运行呢？首先国家通过限制对于经济活动的进入来造租，然后再把租金拿来，在政治上形成在精英内部的可置信承诺，就是你只要拥护我这个国家，你就可以成为精英阶层，可以进入普通人进入不了的经济活动，从而拥有租金，而租金又成为支持当下政治制度的一个来源。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面经济怎么获得增长他说这种自然国家也有激励来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剩余。相当于我把蛋糕做大，我抽税就可以了，这基本上就描述了自然国家的特点。 诺思等人总结道，一种进入受限的秩序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均衡，它拥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通过精英的特权来获得暴利的控制，就是国家拥有军队、监狱之类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贸易进入的限制，它不开放国际贸易，这实际上是为了获取垄断，进而获取较高的剩余。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产权保护和法治不是无差别的，它只保护精英阶层的产权，或者说对于精英阶层提供强的产权保护；而对于非精英阶层，它只提供弱产权保护。那么法治有没有呢？有，但这个法治只是对精英阶层的法治，对于非精英阶层没有法治。第四个方面，所谓的限制进入不光在经济活动，而在政治、宗教、教育、军事组织这些社会组织里面，都是一种进入限制。 再下来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把受限的秩序和开放的秩序作一个比较。这就涉及到人类社会是怎么从受限的秩序转型到开放的秩序的？（其实他们讲的人类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他们认为，理解这一点是理解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历史上的观察来讲，一个国家完成这个转型过程用的是50年，不管是在西方国家，比如说法国、英国，还是在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基本均是在50年左右完成这个转型。这点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按照他们的定义来套，我们还是在第二个阶段，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已经经过的30年转型有没有开始向开放社会的过渡？当然，我们只能大概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