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圣陶《先生在难中》所体现的艺术典型论特征.docVIP

论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所体现的马列文论中艺术典型论特征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把真实性的问题与典型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使文艺作品不但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更高的思想认识价值。各种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典型中总是精心地描写典型环境,以作为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性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要素。通过一个小学校长 潘 先生在逃难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思想弱点，塑造了 潘 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方面面，没有比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站不住脚的方法了。”这也便是艺术典型论中所说的，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不是随意拣取一些生活现象就可以用来铺成作品的，而需要把握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从中加以选择提炼，这是一个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过程典型的塑造是一种个性的表现，但个性的描摹归根结底是要反映一种共性的东西，反映一种普遍的现象，折射一种深层的社会问题。作品中的是单独的个别的，但他同时又是那一类人、一群人的缩影，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逃难是人们常遇到的事没有理想、安于现状、满足于既得利益，苟且偷生、逆来顺受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艺术思想时也曾说：“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中所拣回来的现实。”显然这个现实已不是那个直接个别的客观存在了，它实现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的和谐统一。从典型性中折射出真实性的问题，这是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解释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潘先生的形象在当时是很富有时代特征的。作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批判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和性格弱点。同时也通过潘先生在难中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作品第二部分，写潘先生冒着风险后，忙去探听“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当消息得到证实，并且同时还得知局长要裁员时，作品这样写人物的内心：“‘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这段描写，先写出了人物听到局长要裁人的惊异，继而又写出了人物为自己冒险回乡，选择对了投机机会而产生的庆幸和沾沾自喜。这些心理描写，把小人物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接到红十字会的“旗子和徽章”时，他“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慰”。接着，这位一心只想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小人物，又以“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为理由，又向办事处的职员多讨了一面旗子和几个徽章。然而，这一切讨到后，人们发现“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多讨的红十字徽章，一个是为妻子的，另外两个是为儿子的。这些描写将人物替自己盘算的精细、周密，以及占了便宜便得意的市侩心态都清晰地揭示了出来。为了更真实准确地表现人物，作者还非常善于抓住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一些神态来进行描写。如写潘先生两次喊黄包车的情形，就非常准确地写出了人物在不同情况下的内心。第一次喊黄包车，是潘先生一家人经历了逃难失散之后，他的声色是“威严”的，嗓门极“入调”，而且还附以傲慢的手势，他“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这神态把人物“从毁灭和危难的当中捡回性命”的快慰及自鸣得意写了出来。第二次喊黄包车是在听说战火逼近了，这时他惊惶失措，“心头突地乱跳”，见到车后连连喊：“车!车!”这前后两次同是叫车，但显然，前者踞傲、做作，后者惊恐、失态。作品通过对人物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态的描写，准确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歌德说过：“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艺术整体，作家、艺术家通过这一整体去把握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同时获得高度的审美效果。战事停止后，潘先生为欢迎杜统帅而写颂辞通过人物关系写环境，通过环境描写刻画人物，并使之相互融合，这也正是人物与环境典型化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以艺术典型论解读先生的《》，在潜移默化中品味艺术典型塑造的深层含义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2]《马克思恩格斯文学与艺术》[3]《歌德谈话录》[4]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5]《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104110201 郑绪洁 论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所体现的马列文论中艺术典型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