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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信用的萌芽与发展 摘要：中国金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主要体现于货币与信用。就经济方面讲，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公社末期，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货币产生后，货币借贷成为早期借贷的另一种形式。两汉的放贷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直到南北朝时信用机关才产生。唐朝更为突出，已经产生了传统的金融业务——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兑换。唐朝的金融发展是空前的盛况，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众所周知宋朝的商品更为发达，但信用事业发展却缓慢。宋朝的商品与宋朝同时的金朝及元朝，信用事业无重大发展。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产生了钱庄和票号。 关键字：信用、借贷、古代金融、政府放贷、货币兑换。 一、信用的萌芽(先秦) 早期的信用形式是实物和货币的借贷，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财产，社会开始两极化。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粮食、农具等生活呢必需品。但实物借贷却要受贷出对象、实物种类，时间、地点等很多因素的制约。以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规模扩大了，货币借贷成为早期信用的另一种形式。货币的使用推动了借贷活动的发展，货币借贷突破了实物借贷的局限，对于借方来说，他可以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实物；对于贷方而言，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既可作为财富储藏，又可用于购买另外的物品，将借贷行为向前大为推进。 《周礼·地官·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行为特别是高利贷活动日趋活跃。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一边是因商业周转等需要催生大量的借方；一边是富商巨贾成为资金的供给方，结果必然是民间借贷的盛行。而一旦资金供不敷需，高额利息在所难免，高利贷也随之变得普遍。这期间，民间借贷逐渐发展为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范围广泛，借贷数额亦很可观。南北朝时，贵族、官僚普遍涉足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活动，且由于佛教盛行，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寺庙和僧众往往也出贷私财。“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唐朝的货币制度是钱帛本位制，黄主要重做保值手段，白银一开始作为货币流通，因此金、银、钱兑换是常有的事，兑换业务由此产生。经营兑换业务的是金银铺。长安，扬州，苏州都有大量金银铺。金银铺出现后一直担负起货币兑换的任务。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信用体系的逐步发展，促使大量新型信用工具得以产生并推广应用，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茶引、盐引、矾引、关子、便钱、会子的出现以及大范围使用，有效缓解了市场对大量货币的需求，减少了货币的流通成本，为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动力”。信用管理逐步制度化。随着信用体系的发展，宋朝信用管理逐步制度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 宋朝的赈贷制度日趋完善，这一点可以从有关史料中看出，如：“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之，无分于主客户。”这项制度无论在南宋还是北宋，均得以贯彻实施，可见精细的制度良好的延续性。 其次，宋朝加强了高利贷的管理。高利贷的盛行无益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