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近代社会变迁与道德观的现实意义.docxVIP

近代社会变迁与道德观的现实意义摘要：近代以来，在全球性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经历了两次跳跃，即从农业社会跳跃至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跳跃至信息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这一进程更加迅速而明显，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生发出大众对古代哲学思想的重新当代化解读，其中黄老哲学尤为受推崇，获得现代价值。关键字：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黄老哲学 现代价值马克思曾在其唯物辩证法理论中指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他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作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其中，人类社会在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实际支持价值。由此观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物辩证法理论也反过来证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事实。正如斯宾塞，达尔文，摩根等进化论学派社会学家提出的那样，“社会如有机体，是进化而来的，进化又是连续性的，并且有一定次序的。”[1]这样的社会变迁方式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很好印证。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不断深入，中国或被迫或主动的接收了西方思想，促使社会产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型。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跳跃中，大众的思想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中国社会的阵痛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此次社会变迁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幻想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击碎，被迫开放的国门迎来的是肆意的掠夺，种种侵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阵痛，偏安一隅的思想被嗤之以鼻，此种社会转型带来的是绝处求生般的民族意识觉醒，唯有力挽狂澜方可拯救中国。自此，中国的几代精英首先把国家从排斥洋人的“奇技淫巧”推进到一个“学习洋务”的年代，希冀从西方的工业技术中获得民族自我振兴的源泉。此后，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开始从文化的观念体系探讨“科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这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等对于塞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仰慕。随着思想观念学习的深入，已经有一大批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单纯从“物质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已不够，还要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体系上着手推动中国的近代化。然而，五千年的农耕传统造就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乡土性。此种特殊性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一辈农民心中根深蒂固，以安土重迁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因此，在近代化的时刻思考中国的历史，这样一种乡土性的社会与文化体系就面临着自外而内的冲击和挑战。但“工业化”已是当时出现的新状况，乡土社会在如何面对席卷整个世界的“工业化”潮流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既然是‘工业化’的外部因素导致了发展，就应当强调它的外部因素。”[2]具体在文化的论述方面，甚至有人据此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在那个年代里，新中国逐步实现了对工业的国有化政策，在产权方面对于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企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安排。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行，乡土社会的工业化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而在这个新的时代，无论是城乡关系，还是工业化、都市化，都有着它们的新的历史特征。那个时代也不能完全以“旧中国”来定义，因为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逐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开始瓦解了。但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呈现出来的苗头比较简单和明显。具体来说，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年里，两个方面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个是作为中国太多数人口的农民从农村社会走出来，进入工业社会的历程；另一个是与这个历程密切相关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城乡关系受着深远的历史制约，而且在中国这么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区域的差异和不同区域蕴涵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动态模式各有不同。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空间广阔的国家里，工业化的实现自然有着它的独特性。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风险与机遇并存二十世纪末，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不可避免地被逐步拉入全球化的战略圈内。这一新兴技术的兴盛在带来极大投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面对当代信息密集型产业的接踵而至，小城镇的规模不具备接收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与此同时，产业组织的跨国化同样也对小城镇的发展提出问题。由此产生的观念，即“应当使一批紧密相连的城镇和城镇服务的中心城市快速兴起，以便接受快速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要求。”[3]这样的思想只是当时改革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走到了全国前列，其企业已经纳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应对由信息技术发展生发出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然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新状况，最为直接的表现首先是经济社会类型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全球化的社会转变。因为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