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及其演化的一般理论 投稿：莫跊跋.docVIP

制度及其演化的一般理论 投稿：莫跊跋 　　当代的经济学家大概都同意：制度很重要。但是，要完整地理解制度，就必须理解制度演化。有些经济学家(Hodgson,1999)甚至主张，制度经济学就是演化的经济学。从演化主义者凡勃伦以来，人们对于制度及其演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近年来基于博弈论的制度及其演化分析更是取得了深刻的洞见。本文试图综述这些新的理论成就。篇幅所限，我把注意力仅集中在一般理论上，而不会涉及任何经验研究；尽管制度的经验研究对于制度演化分析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需要说明，本文只是对一系列研究成果的转述，并且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倾向。我同意汪丁丁(1992)的观点：成功的转述比不成功的创造更有价值；读者会同意，有时只是将不同作者的成果放在一篇文章里就会产生“剩余价值”。在本文之前，国内亦有一些优秀的制度演化理论的介绍和总结文献，比如：张旭昆(2001；2007)对较早时期各学派的制度演化思想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韦森(2001)花了相当的篇幅评介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制度演化思想，还基于Sugden、Young等人的成果详细介绍了习俗和惯例的演化，并探索了制度化的过程；韦森(2003)则基于Schotter(1981)的著作评介了制度演化的博弈论观点；周业安(2004)，周业安、杨祜忻和毕新华(2001)，周业安和赖步连(2005)则对近来的关于认知心理和行为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期望由此发展出行为制度（及其演化）的理论。尽管如此，我相信读者仍能从本文读到大量新内容，因为我在内容选择上有意与它们保持互补而不是替代。那些文献与本文一起阅读，将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制度演化分析的过去和当代进展。 　　（一）制度及其演化：思想简史 　　1.什么是制度：各派观点 　　制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各流派观点见表1），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强调制度与精神观念联系，如最早的凡勃伦和最近的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另一类强调演进而来的稳定行为和秩序，如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尼尔森与温特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第三类则强调制度乃人为的行为规则，基于新古典理性分析方法的新制度主义(NIE)学派，基本上都持此类观点。 　　表1 各学派的制度经济学观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说明：科斯等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ism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ism都可译为新制度主义，为区别两者，此处将前者译新制度主义，后者译为后制度主义。 　　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Acemoglu，2006；Aoki,2001)。譬如，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政策是正式的制度，但是Acemoglu却认为某些经济政策（比如税收）不是制度，因为它们太容易被调整；他显然非常强调制度是有惰性的，短时间不易调整。又如，速水(19)70年代末研究了爪哇岛的收割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但姚洋教授却认为那根本谈不上制度变迁（汪丁丁等，2004），因为姚洋继承了康芒斯的思路认为制度必然与集体行动相联系，地主单方面改变收割分成不涉及集体行动也就不是制度变迁。再如，科斯(1994)所研究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其实是生产的组织方式，Noah(1990，2005)则明确地将组织排斥在制度概念之外，而Greif(2006)的制度概念却又明确地将组织囊括其中。 　　所以我们可看到（见表1），不同学派和学者对制度的不同定义，对应着他们所关注的不同的制度内容，甚至不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vs群体主义；演进主义vs理性主义）。事实上，当我们把研究定位于不同层面，试图强调制度不同层面或方向的特征之时，我们就可能关注于不同的制度之涵义。我们也可根据不同的分析维度对制度作出不同的分类。比如，从结构上而言可分为“建制的制度”(organic institution)和“认知的制度”(epistemic institution)。前者是指人类组织，如国家、央行、企业、财团等；后者是指被所有行为主体认同的精神观念，如货币、信任、共享信念或者分配规范等。从影响的深远程度，可分为“创立性制度”(constitutive institution)和“调节性制度”(regulative institution)。前者使新的社会行为成为可能，比如新货币、新金融市场或者原创技术语言；后者只是既存行为之间的调停者，如专利、商业合同、交通规则等。或者，也可细化不同层次的制度类型以便对制度进行分层次研究，如Williamson(2000)就建议将制度划分为非正式制度（如宗教、习俗和社会标准）、正式制度（宪法、法律等）、交易治理模式（即组织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以及日常行为规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