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水准与市场经济关联分析.docVIP

对道德水准与市场经济关联分析 ; 所谓的“永恒”,是指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普遍”,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习惯于总是将道德原则作为行为判断的终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一旦对其他判断人的行为好坏的标准产生疑惑时,例如法律制度(当法律是恶法的时候,或不同法律相互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道德或是伦理的标准高于法律的标准③。但这样做其实是对道德原则的最大误解④。实际上,道德原则的形成只是人们通过对具体情境中问题的回应而逐步形成的经验概括。具体说来就是:首先,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次,人们会针对具体问题形成各种解决的尝试性方案;最后,人们从中选择一种方案,并付诸行动。并且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进行的,直到有效解决问题为止[1]。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会把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下来,并形成一些原则,为的是应对以后发生的同样的或是类似的问题。这其中,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有其他部分,诸如宗教、习俗和法律等)。这样来看,所谓的“道德原则”只是对某种特定环境下解决具体问题的一般性条件和关系,而不是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先在的普世价值观念的永恒体现。; 不仅如此,道德原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当问题的情境发生了变化后,以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过时,不再有效,这便需要有新的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案。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顽固地认为当初的道德原则仍然是正确的,而是会对其加以修正、完善或是放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邻里之间纠纷的人的行为动机是不好的,并通过各种教化来抑制这种行为方式,从而给世人的印象是,过去人们普遍有一种“厌诉”的心理或文化。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人们通常都在固定的范围内生活,人们之间很少有流动,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语)。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乡规民俗便能较为妥善地解决纠纷问题;相反,通过诉讼方式,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基本上没有从事诉讼业务的职业人员。但在现代工商社会,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人们之间的流动加大了,处于“陌生人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乡规民俗已无法解决大部分纠纷(因为纠纷大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诉讼便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从而导致人们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不是“厌诉”,相反,是要“为权利而斗争”[2]。;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并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原则,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地方性的并因此是具体的,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或手段①。一旦当具体的问题发生变化时,相应的道德原则便可能会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便是“不得杀人”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容质疑的道德原则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定。例如,正义的战争中便允许杀死对手以及通过合法的审判程序后执行死刑犯。因此,手段是否合理,要通过该手段是否适宜地实现了其目的才能作出判断,离开具体情境抽象地谈论道德原则是没有意义的②。这便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道德的正当性的基础。如果以上讨论是有道理的,即道德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观念性的而是实践性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道德的正当性来自于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因此,一个道德原则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强,它便愈具正当性。; 显然,如果离开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具体情境,便很难有所谓道德水准的“提升”或“降低”之说。原因在于,如果道德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通过比较不同情况下的结果来判断道德水准的高低,等于是在用不同的参照系来评价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很贫困,但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高于现在,似乎物质生活越好反而人们的道德水准越低,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之所以那时能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由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的。其时人们都生活在一个人员不流动的封闭性社区中,彼此非常熟悉,很容易判断谁做了坏事。如果一旦发现某人做了坏事,他便很难再继续生活在这个社区中。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值钱的动产很少),值钱的东西大多都是公家的(不动产或是机器设备)③。之所以现在风气不正,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了,而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者基本上是流动的,很难发现是谁做坏事,以及可偷的东西也更多了。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若有效比较道德水准的高低,其前提必须保持前后一致;比较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就不再有效。; 市场经济的逻辑; 如果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运作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那么,首先搞清楚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逻辑就是回答该问题的前提条件了。什么是市场经济?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的,并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而已。就此而言,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通过分散的信息机制来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