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鲍德里亚的文化理论.doc

A 鲍得里亚的文化理论 一、鲍得里亚简介 鲍得里亚（Baudrillard,1929-），当代法国思想家、后现代理论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法国东北部阿登省兰斯一个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平民家庭。对于自己的这一出身背景，鲍得里亚1991年11月在接受迈克·甘恩（Mike Game）和阿诺德（Monique Arnoud）的访谈时曾有过如下详细的自述：“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我的父母则是城市公职人员。传统的家庭是以离开乡村到城市定居的方式演变的。可以说，我是家族中第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这是一种决裂，是弃旧图新的开始。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还是在一种知识家庭的氛围中长大的——在我周围毫无这种氛围可言——我的父母安分守己，够不上小资产阶级甚或是是地位甚低的小资产阶级。我的家庭没有一种文化气氛。因而我在公立中学勤勉有加，以此作为补偿。这是大量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是这一生中克勤克俭不断积攒的时期。此后我离开了我的父母，这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因为离开父母所形成的一种绝决个性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处于一种名副其实的绝决状态中：同大学的决裂，甚至同政治领域的决裂——我可以涉足政治领域，却一直同它保持某种距离。因此，我的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有某种原型可循”。① 循着这一原型或“决裂情结”鲍得里亚开始了独特的学术生涯。由于精神德文，鲍得里亚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所公立中学教德语，并且表现出了极浓厚的文学兴趣。他于1962-1963年在萨特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早期作品，就是关于卡尔维诺、约翰生等人的文学评论，他还把不少德语作品翻译成法文，其中包括布莱希特、莫尔曼和维斯等人的作品和一本关于第三世界革命的理论著作。1966年3月，鲍得里亚在南特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师从亨利·列斐伏尔完成了他的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并从这一年的9月起在南特大学担任助教，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鲍得里亚同罗朗·巴特过从甚密是在1968年，也就是在这一年，鲍得里亚出版了他的理论处女作《物的体系》——这显然是对巴特的《时尚体系》一书所作的回应。《物的体系》与随后的《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所作的“修正”和“补充”，《生产之镜》（1973）一书通过对符号结构的历史理论的阐发，试图为自身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基础。1976年鲍得里亚出版了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象征交往与死亡》，全面阐述了象征交往民与商品交换相对立的观点，从而为其总体理论作出了全新的表述；1979年出版的《论诱惑》一书对本质主义作了批判；1981年出版的《类像民与仿真》一书则进一步深化了鲍得里亚的商品文化理论；1983年出版的《致命的策略》一书则是从客体的角度考察世界的一种尝试。此外，以《美国》（1988）、《冷漠的记忆》（1987）、《冷漠的记忆》（第二卷，1990）为题的几部著作，大都是鲍得里亚七十年代以来开始游居于美国和欧洲时所写的日记或游记，其中充满了隐喻、印象记、悖论话语、诗性思维、理论实验和游历过程中的人和事，可以看作是鲍得里亚理论著作的重要补充。近年来，鲍得里亚一年中有半数以上的时间游居于国外，主要游居地是柏林、阿根廷和巴西，这种游居也对其知识权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鲍德里亚思想的来源 鲍得里亚早年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尼采等人的影响。在南特大学担任助教期间，鲍得里亚同左派正统组织之外的《乌托邦》和《通道》等杂志关系密切，并在《新时代》、《乌托邦》、《交流》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论述物和符号功能的文章。这些文章如鲍得里亚自己所言：“我并不十分确信这些文章是否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这些文章了。《乌托邦》上的文章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为《现代》杂志所写的是文学类文章，其政治色彩较少而萨特的色彩更多。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主要特色。但从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来看，我要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或类似的立场。接着发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场战争意义重大，捉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政治立场。是的，从思想内容和分析方法来看，我的文章确实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它很大程度上同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我开始尝试写理论文章。一开始即是符号学、心理分析及诸如此类的文章，并且写得还算不错。此后，马克思主义业已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因此很难说，我是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显然对我的文章和著作产生了影响。从生产出发的分析方法一开始就同从礼品消费和开支出发的人类学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此后逐渐放弃了从生产出发的分析方法。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我接触它只是为了解构它。事实上我起初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