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从襄樊经济发展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docVIP

宋才发：从襄樊经济发展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 从襄樊经济发展看我国 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 宋才发 我国是一个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在农村社区的国家。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状况以及发展趋向，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襄樊市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窥探我国农村社区在十年改革以来发生变化的共性规律，并探求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 襄樊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鄂、豫、川、陕四省的结合部。襄樊原为县级市，后晋升为地级市，1983年地、市合并，属湖北的省辖市。本文所论及的“襄樊市”指的就是现在的襄樊市区和它所辖的五县三市（县级市）。该市现有总人口605万，其中市区人口为45万。耕地面积达809万亩，人均可耕面积不足1.4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给襄樊市注入了活力，加快了乡村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改变了襄樊农村过去的面貌，带来了农村的勃勃生机。这突出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我国过去农村社区经济活动简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襄樊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业经济模式单一，经营方式封闭。近年来推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打破了城乡分割，经济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城乡一体化迈进。“工农并举，内外通开，协调发展”的农村经济新格局在襄樊得到迅速推广和发展。仅1984年到1986年这三年农村工农业总产值，就均以18.2%的速度增长，超过1983年以前的7.7%的发展水平。同1978年以前相比，更是遥遥领先。农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以1987年为例，这五业产值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5%、4.2%、1.5%、3.6%、3.1%，林、牧、副、渔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1987年达到29.7%。农村商品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商业服务网点星罗棋布，农贸市场繁荣。1985年农村商品率就达到65%，近三年又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小城镇迅速发展，为农村向现代化、城市化方向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希望。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乡村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很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城乡差别仍异常明显。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无论在物质生产与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产与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要缩短城乡之间的距离差，单靠农业发展是不够的，采取移民或农民蜂拥入城的办法也是不妥的。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现代工业的吸引和带动下，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走农村向城市靠拢的道路。乡村城市化的进程，既有城市经济的“拉力”作用，也有农村经济的“推力”作用。十年改革以来农村发展变化的实践证明，农村经济的推力，是启动中国式乡村城市化的主动机制。 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就全国而言，尚在探讨之中。但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农村城市化方向，却是十分明确的。襄樊市这几年在小城镇建设方面是卓有成效的。譬如，它们改造老镇100多个，另建新镇100多个。这些经过改革实践考验的城镇，日益发挥着组织经济生产，促进城乡物质交流和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仅就经济而言，截止1986年底，襄樊乡镇企业达15.8万个，从业人数50多万，1986年总收入14.39亿元，总利润1.6亿元。在全市1987年工业产值60.18亿元中，乡镇工业生产就达20亿元，约占1/3。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的商品化。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城镇，也必然会创造出这样适应需要的城镇来。乡镇的发展，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村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创办了乡镇企业。它既安置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村生产条件，还增加了向国家的贡献。农村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作为城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城市结构的合理配置，对于因地制宜地合理布局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良性循环，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襄樊市的具体情况看，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是生死相关的共同体。没有乡镇企业，就没有小城镇的地位；离开小城镇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将失去载体。 第三，农村社区的经济变化，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首先，几千年来束缚劳动农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患寡，只患不均”之类的旧观念正在被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观念所代替。一切传统的旧观念经过农村改革的洗礼，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标志着80年代农民新的精神面貌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时效观念、婚姻观念等等，都已初步形成。其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农村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场、医院、学校等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水平到较高水平。截止1987年底，襄樊五县、市都建立了农村技术推广中心，184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农技站”，63%的村和43%的生产组都配备了农民技术员。其三，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