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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期的伦理困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制度变迁期的伦理困境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三．伦理学的建构主义和现实伦理的多元自发秩序观 由历史逻辑的梳理，到元伦理学（优良道德制定之方法）的探求，再到规范伦理学（优良道德之制定）的完善，最后到美德伦理学（实践伦理学）的道德实现，王海明可以说初步建立了一个体系庞大而严整的伦理学框架。这也是作者醉心求索20年所期待的“科学的伦理学”框架。而作者也深信，“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既不是西方道德，也不是传统道德，而是那只能为科学的伦理学所确立的优良道德：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伦理学，是满载着人类以往全部伦理思想成果而又如同物理学一样严密精确可以操作的科学伦理学。”作者对科学的伦理学的执着追求自然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在这里的术语系统中，伦理（现实的道德进程与道德建设）与伦理学（科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体系）两个范畴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区分，伦理与伦理学之间致命的混淆暗示着作者在道德建设的可操作的步骤上产生的犹疑与矛盾。伦理学的建构主义并不能同时预设道德的“建构主义”，因为科学的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以经过理性的设计而成为一个严整而完善的体系，但是道德（现实中的道德进程和道德建设）却不可以通过同样的理性设计而趋于完美。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语义学上的悖论，即科学的伦理学和“不科学”的伦理：伦理学可以经过理性的构建而成为科学的伦理学体系，但是现实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则是一个自发秩序过程，不是人为设计的。建构主义起源于17世纪笛卡儿为代表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高度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各种制度都应是理性自觉创造的，理性可以根据合理的目的而设计合理的制度，反之，凡是未经过理性设计从而不符合理性要求的就应该屏弃。这种人类对于自身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是导致人类许多失败的重要根源。许多带有建构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们，期待着经由人类理性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完全可以“理性”地构建一种“科学”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同时对于科学和理性的崇尚使得他们对整个传统表示置疑甚至否定，“既不是西方道德，也不是传统道德”的科学伦理学的理想，就是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的典型的表述。哈耶克认为，建构主义的谬误植根于夸大或者误用理性的功能，从而忽视了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的自发演进的性质。而实际上，理性并不是自外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外的，而正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产物，而在现实的社会进展中，人类也不是凭借着天赋理性去设计和规划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并指导社会演进的方向。 而道德上的“建构主义者”，却往往期望通过科学与理性的构思，建构出一个科学严密的学术体系，并从这个体系中自然推导出符合逻辑的道德标准，从而以此规范和引导整个社会的伦理建设和社会成员道德人格的塑造。于是经过理性设计的科学的伦理学与现实道德演进和传统道德资源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种难以缓解的张力：与科学伦理学的理性主义构建相比，道德的实际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是受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影响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在传统的道德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以理性设计来否认伦理道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能割断道德演进与时间（历史与传统）的关系，道德进程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独自进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可以人为设计的过程。清醒而现实的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的自发性质保持敬畏的态度，他们说：“道德传统在理性的范围之外”（哈耶克），“道德律不是人类的理性所能达到的结论”（休谟）。 道德上的建构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对于传统道德资源的忽视，对理性主义的崇尚使得他们对传统道德资源的价值没有足够的尊重与认同。这导致《新伦理学》的科学伦理学框架在其向现实道德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理论上的裂缝。因而，在理论的一端，是“既不是西方道德也不是传统道德、而是为科学伦理学所确立的优良道德”，而另一端，则是“满载人类以往全部伦理思想成果”的伦理学，这种表述预示着作者在逻辑上所面临的断裂与悖论。这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何以以如此决绝的态度否定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对儒家思想的评价中，他说：“儒家今日的复兴，充其量不过是衰朽已极、几经昏死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罢了。”我们无法想象彻底脱离与屏弃传统道德资源的所谓科学伦理，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丰厚的伦理积淀的国家，尤其不具有现实性。儒家等传统道德观念不单是一种“书面性存在”（赵汀阳），而恰恰更是一种“实体性存在”，不管是推崇抑或是憎恶，它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现实存在。自然，向传统道德的“盲目的退回”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的伦理学要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实践，只能在固有的民族道德基础和文化传统上进行，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伦理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尽管在文字表述上略嫌粗糙生硬，从而授人口实、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