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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 进一步分析的可能途径 如何将制度影响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发展经济学已形成成熟的看法，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内生的，但制度的内生机制如何，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可考虑沿用类似索洛研究技术对增长影响时采用的方式，将技术、资本、劳动分别计量，而这三者之外的“剩余”主要包括的是制度的影响 ，为方便记忆，可以称作制度因素贡献率。在测算的处理上，关键是对技术变量的选择会显著地影响测算的结果。增长函数y=af（t，k，l）=akαlβtγ ,，其中t为技术，k为资本，l为劳动，a为制度因素贡献率。这样的模型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技术、资本和劳动之外，增长依赖于制度因素，但制度在这里暂时还是作为外生因素考虑的。 对于现有的实证测算结果，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首先测算的模型的选择很重要，一般国内学者仍采用索洛或罗默的增长函数，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早已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而且就是这样的体制本身孕育和成就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正规制度的约束较少。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释放生产力的余地基本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其经济增长里，资本（甚至延伸到人力资本）、技术、劳动等因素起到绝大部分作用。对于边际收益递增可主要侧重从技术和人力资本效应等方面考虑。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分里，技术不是主要的促进因素，而且属于自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技术很少，中国在前期技术路径基本是以跟从性的模仿为主；从资本角度讲，虽然国民储蓄存量巨大，但因为政策性限制，还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劳动力充足，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占大部分，近年来国家加强了教育体系建设，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目前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因此，技术、资本和劳动本应该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改革前期和中期具有递增的高速度，后来增长速度虽有所降低，但还是平稳地维持在9%左右。据有关方面的预测，高速增长的趋势还会维持若干年。中国经济这种持续性高增长是无法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考虑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解释的。 其次，制度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考量因素（技术、资本、劳动，乃至人力资本等）是内生的，制度并不一定单纯依靠制度本身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的改变，并借助它们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在国内体会的最深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每当一些历史性事件出现时，带来的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可观的发展成就。 中国的经济体现出明显的随政策而波动的特征，而这属于制度层面。在中国现阶段研究技术、资本、劳动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计量测算，很难抛开制度因素，而单纯地认为是技术、资本或劳动的单独作用。 最后，中国作为复杂经济体，从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制度差距也很明显，如果仅从全国平均意思上度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数据拉平的情况，因此，对不同地区进行测量，可能会更客观地反映出在不同制度变迁水平下的经济发展差异。 另外，制度是个复杂的因素，现有的实证分析方法只能从某些方面考察制度的特定作用范围，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组合，实证的目的并非要得到准确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量，而是通过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以了解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什么因素在对经济发展起到主要作用，并引导政策制度向有力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因此，在更微观的层面，如产业领域，做这样的研究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政策含义与建议 我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战后的一穷二白，曾采取了赶超性发展战略，形成了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从战术角度选择了先从增量开始的策略，成功地回避了现实矛盾，降低了起步的阻力和难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是，增量改革也形成了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改革路径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改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存量部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有可能触及深层社会结构。 作者认为，进一步改革仍然要紧密联系国情，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多属于制度创新层次，跃迁的跨度大，影响面宽而深远，应审慎推进。在推进时机上要把握好，目前应以小幅度改革为主，也就是制度调整，主要针对经济生活的具体层面进行，如投融资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和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方面的改进，将大大促进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制度的保障下，有其自我理性选择的一面，也有制度引导和政府指导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