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谈谈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docVIP

谈谈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 人性论是我国古代人事思想的集中反映，贯穿于我国古代各朝代的基本人性观点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多讲“仁政”，即以性善论占有上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主政思想多以性恶论为基础，强调严厉而近乎残暴的法治，结果二世而亡；秦汉以降直至明清，历代统治者在汲取秦之教训之后不断融合二者，逐渐形成一套以礼为主、礼法并重的治国方略，人事思想趋于完善，从而使我国宗法封建社会稳定地持续了二千多年。 一、我国古代人事思想的发展脉络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性善论与性恶论这两种人性观点由绝对对立到相互转化，而最终趋于融合的发展脉络，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政治人事思想。一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德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持性善论者），一种是以荀子、李斯为代表的“法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持性恶论者），另一种是以除孔子、荀子之外的另一位儒家大师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的政治人事思想（其实质是性善与性恶的中庸）。 1、孔子的“德治” 人性向善论是孔子德治主义政治人事思想的哲学起点。孔子有鉴于春秋时代的乱源在社会“知其法”，致使政治是非不明，人伦道德不彰。深明周代的一套礼制已流为形式，应当从内在的人性中找出外在秩序的源头，重建人伦道德与治国之道。 首先，孔子把“仁”这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作为择人、择官的标准。为官之道，强调“爱人”，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尊重，使政治制度道德化、机构之间和谐化，即使人们心中的仁和礼乐文制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以道德为标准的官僚群和官僚机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人事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道德和伦理基础上的。 其次，在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方面，孔子认为，为官当政者，无论采用如何周密完备的政令法规，无论使用如何严酷的惩戒刑罚，却只能规范百姓触犯律令的不当行为，使人们基于切身的利害考虑而不敢违法，但却不能鼓励人们奋发向上、自尊自爱的精神。用现代管理术语来说，就是不能激励人们去自觉维护法令和提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秩序是一种强制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和谐自觉的秩序。如果把整个国家机构看着是一个统一的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没有任何活力的。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他认为，人无尊严，国也将不国了。因此，孔子提倡的最高为政方针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德”作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把“礼”作为治理人民的基本手段，这与现代“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相似的。 最后，孔子根据人伦道德精神创造了比较清晰的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孔子以人伦道德概括政治道德的精辟之见，也是他提出的治国安民方略。“父父、子子”中的第一个“父”和“子”指个人在家族中的身份，第二个“父”和“子”指与个人在家族中的身份相应的人伦道德。“君君、臣臣”中的第一个“君”和“臣”是指个人在政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政治职责，第二个“君”和“臣”是指职责应当具备的才干及政治道德。孔子的这种思想，不仅第一个用道德的范畴来确认政府等级结构，而且也揭示了我国古代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忠君主义，这也是贯穿于我国古代人事管理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孔子的德治主张，虽有守旧的一面，但其基本价值取向，还是反映了时代精神，它的出现，也为后世人事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奠定了基础。 2、荀子的“法治” 荀子主张“性恶”，是针对于孔子的“性善”而提出的。荀子肯定性恶的理由是，人生而有情欲，假使顺着人的种种欲望，而不加以引导节制，那么人性恶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结论了。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其善者伪也，今又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本生而辞让之焉。生而有疾恶焉……”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性恶论的要旨主要有二，一是强调性伪之分，把礼仪法度伦理道德等归于伪；二是强调“化性起伪”，荀子的性含有情与欲的作用，如不导化节制，任其发展，社会则无以为治，所以化性起伪、化性向善论便成为荀子性恶论的重中之重了。 那么，如何“化性向善”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荀子认为，要“化性向善”，就必须节情导欲，而要节情导欲，就必须使用“法”。他一方面强调“隆礼尊贤而王”，另一方面又强调“重法爱民而霸”，所以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需要，荀子的思想逐渐由“礼治”向“法治”过渡，因而，他非常重视“法治”。 荀子的重法用刑思想大体包括以下主要原则： 一是“渐庆赏，严刑罚。”（《荀子·官国》）即加重庆赏，严厉刑罚。如其所言“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荀子·王制》）用赏赐勉励人们，用刑罚来惩治人们，以戒饬他们的心态；“赏有功，罪有罚”，借以统一人民。“赏行罚威”，即庆赏得以施行，刑罚显示威严，以使贤人得到进用，不肖者被黜退，有才能和无才能的都可以各得其所。这些思想，对现代人事思想而言，仍有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