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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田水利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政府受政绩考核标准的影响，长期忽视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指出，①“我们的水利设施存在大量欠帐，主是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水利工作不够重视，而不重视的原因又在于，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是以GDP为导向的。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对GDP的贡献不大，也不能带来较多的地方财政收入，政府部门对农村水利建设自然就重视不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利于迅速拉动GDP的铁路、公路、桥梁，以及各种钢铁、石化、水泥项目，各地都是蜂拥而上，不甘落后，产能、资金额度每每超过预算。” 以上是媒体报道的宏观情况，而我们在襄阳市卧龙镇木桥村和村支书赵书记的访谈中了解到更为具体的情况。 据赵书记介绍，木桥村，包括卧龙镇的其他村的很多小型水库和渠道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都是年久失修，渠道漏水严重，水库有水放不到田里去，水库带病运行，不下雨时蓄不到水，下大雨时有溃坝的危险，基本上失去了“旱涝保收”的作用。“我们各村在镇里的统一指导下，已经做了两次详细的水库水渠年久失修现状的报告书和修缮工程申请项目，报上去，一直都没回应，批不下来。”没有资金投入到维护管理，水利设施老化严重，不仅起不到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而且一些病险水库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心病。“哎呀！给你说个实话，我们村的水库，现在不怕今年这样的干旱，就怕洪涝啊！只要有连阴雨，上面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从省里一直到我们村上，干什么？让我们村干部去守着水库，担心溃坝啊！没人管着水库，万一出了问题，那是失职，一级一级追查，上面都有责任！” 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不善，可以说已经发展到无以加复的地步——像水库这样的水利设施，不再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保障，而成了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的累赘。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已经成了问责制下，一些政府官员的头顶的定时炸弹，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没有资金来投入运行管理维护，任凭本来已经脆弱不堪的水利设施继续老化下去，这样的代价（对政府来说）就是让具体的负责人有被问责的风险，仅此而已。政绩观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其实政府是有基层具体的管理职能部门的，但是实际上基本形同虚设。②“下放到乡镇管理的水利站，由于缺乏资源支持，自身亦逐渐变成一个极其穷困的单位，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水利工程单位，也没有能力来组织农田水利建设，导致水利设施长期失修，以致荒废”。我们在卧龙镇采访该镇水利站王站长的时候了解到，“水利站”已经是个过时的称呼了，现在的全称是“农业水利服务中心”，就像“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一样，是事业单位的性质，长设办公人员只有“站长”一个，其他的从副站长开始都是挂职，机动的，什么时候需要人手就随时决定调配人员。可以看出，这个表面上代表政府的管理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获得的支持基本告别了“政府待遇”。这样的改革和显然是不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的，但是政府在一定在财政预算额度内，为了使GDP效益最大化，仍最大限度的压缩农业基础设施的支出。这种政绩观和政绩评价标准不改变是难以从根本上转变政府对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缺位的现状的。 “集体”名存实亡，村集体组织协调能力削弱，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这里称“集体名存实亡”是因为在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存在供集体支配的流动资金或者资源来解决集体的问题了。虽然很多固定资产包括一些自然资源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这类的集体财产不具有可转移性和支付性，和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相互孤立的。同时，“两工”③制度取消后，村集体不能对农民进行有效组织。这样一来，既没人出钱，又没人出力，农田水利只好“坐以待毙了”。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两工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1989－2000年，全国平均每年投入劳动积累工72. 2 亿个工日，如果以目前的每个工日30元计，则农民每年对水利投入的积累达2166亿元，如此推算，1989－2000年农民对水利投入累计达25992亿元。”农民如此多的义务投入，一定程度上是以集体的名义弥补了政府的角色的缺失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如此大的工作量很显然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与农田水利建设有关的公积金、“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被取消，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显然是减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民（这里应当作集体讲）退出后，政府依然没有及时跟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筹资、筹劳失去了原来的制度基础后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的保障，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不足，从长远看，农田水利失去管理与维护的投入，这又增加了农民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后来在农村又推行“一事一议”制度，这一制度对农田水利管理的效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据赵书记介绍，“一事一议”的实行有三个前提：1.有发起人，2.群众对所议事项要求强烈 ，3.议事会范围内群众直接受益。“发起基本上都是村干部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