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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化学桂冠 科恩 (Walter Kohn) 192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中。父母在二战中被屠杀。由于战乱的原因,科恩曾经是4个国家的公民。后来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1998年因为创立并发展了电子云理论,使得描述电子运动的方法大大简化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早在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发展就为计算分子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能;20年过去以后,科学家们的努力使得通过计算方法解决大部分物理问题和全部化学问题所需的基本理论已经相当完善。然而,由于分子性质的计算建立在单原子运动轨迹的描述的基础上,计算方法在数学上异常复杂、繁琐,几乎使所有着名的化学家望而生畏。到了60年代中期,物理学家科恩和数学家波谱尔的介入,使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生机。在他和帕尔、霍恩伯格及沈吕文等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创立了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Functional Theory,简称DFT)。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量子理论,他成为后来大多数化学中数学计算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科恩的理论和方程可以计算很大的分子。90年代初就曾被用来计算酶的电子结构。由于这一巨大成就。整个化学正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并使得化学不再是纯实验科学了。 向中国学科学的学生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我相信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全球的家庭。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让所有的人们都感觉到,他们不仅是某个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成员,而且也是全人类家庭的一个成员。 2001年10月3日 手记 科恩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经常陷入沉思,性格不太活跃的人。在科恩温暖宁静的办公室里,他低沉而缓慢的语调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一样。78岁的科恩白发稀疏,宽阔的头顶泛着亮光。而在他的身后是一块挂在墙上的暗绿色的小黑板,上面写满了一些方程式。这块黑板把他的光亮的秃顶衬托得更加突出。他的语调像是在教堂里读圣经一样让人容易进入一种宁静状态,我不时地走神:这颗大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对新思维的嘲笑从未断绝过 采访结束后,我和王坚博士一同感慨大科学家的不受束缚的思维。当人们按照前人的既定思路依赖每一个电子的3个坐标去求解电子的运动时,绞尽脑汁想的是如何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去不厌其烦地修正其精确性。而科恩却彻头彻尾革新了描述电子运动的方法,完全摒弃了众多电子的纷繁的坐标,而改用电子的密度去描述电子的运动,使得计算一下子简化了。这就好比在世人的心中,永远有一条通向目的地的路,而在科学家的心中却一马平川,对既定的路视而不见,他们总是能够自由地搜寻任何一个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方向。 问题还不仅如此,那些被这条已经存在的路束缚住的多数人,往往会嘲笑独辟蹊径的行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了嘲笑,伽利略的不同重量的物体会以相同的速度下降的理论受到了嘲笑,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在一个新的千年之初,在诺贝尔奖已经发了100年之后,我在短短几天的采访中就发现,这种嘲笑事实上从未断绝过。认为甲烷可以代替氢气用于燃料电池的欧拉受到了嘲笑,认为半导体异质结构大有用途的克勒默受到了嘲笑,认为塑料可以导电的黑格——虽然没听说受到过嘲笑,但他的发现使中小学课本里“塑料是绝缘的”这句话成为错误,黑格因此专门作了一个示意图向我们解释,只有冒险走与人不同的方向才有可能取得大的成功,而克勒默也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观点。nbsp;nbsp;nbsp; ■“无知教授”的不可知态度 科恩曾经慨叹自己的生命中原本没有一点能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迹象。他在少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农场主务农为生,少年时对数学还非常讨厌。长大后跟别人找寻过金矿,还在一家公司研究制造过军用飞机的一种部件。由于战争的影响,他接受的教育断断续续,德国人的身份不仅使英国警方怀疑他为间谍,而且在他想做化学试验的时候无法进入正在进行军事科研的化学楼。 科恩幼年时的一张照片颇具讽刺意味。那时他大约7岁,在一个孩子们的聚会上他戴着黑色的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玻璃眼镜,胳膊下夹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无知教”(Professor Knowing Nothing)。这个少年时曾经装扮过“无知教授”的犹太人在获得世界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之后,又给自己戴了一顶名字有些相似的帽子:“不可知论者”。 在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圣巴巴拉海滩上,78岁的科恩和他的妻子玛拉散着步。走路是科恩的爱好,有时候他会一个人享受走路的快乐。除此而外,每周,科恩总是抽出半个小时享受他的新爱好——在海边的便道上像年轻人那样滑旱冰。运动完之后,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听听古典音乐,读读法语文学原着。当然,他现在仍然热爱物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和不及他年龄一半的年轻科学家一起研究。而有时候他也会在自己创立的社团中关注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 对话 记者:我听说许多美国的科学家能够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介绍他们的研究,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