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当下的意义.docVIP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当下的意义————我们今天怎样读鲁迅 把握住“小我”与“大我”、“个性觉”与“群之大觉”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以中西文化的撞击为条件，以先觉者的“个性觉”为突破口，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摒弃其自身劣根性，确立新型民族性格，促成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的根本转变，由单个中国人的自立，达到全民族的自立，同时也由此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鲁迅在几十年来为改造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中所形成的“立人”思想，也是他终生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精神价值的实质所在。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他置身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潮中，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人”行列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是他面对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人类及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这一具有终极性意义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它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既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超越性。 一所谓现实性，实际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对于鲁迅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是符合这些要求的，而作为他作品核心内容的“立人”思想则无疑也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要立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所立之人的生存现状，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①，这样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能根治其痼疾、立出“新人”来。鲁迅的立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也就首先在这点上，即在他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并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上得到了体现。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是鲁迅对几千年来，当然更包括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形象描绘与准确概括。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窘态生活，中国人身上积淀下了相当多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活，同时也妨碍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而“自立”。为扫除这一“立人”障碍，鲁迅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的事业。从他留日时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起，到辛亥时期的《怀旧》、五四时期的《灯下漫笔》、《阿Ｑ正传》，再到晚年的《运命》、《病后杂谈》，鲁迅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综观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前、后期的杂文，还是小说与散文，改造国民性始终是其基本主题之一。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是全面而深刻的，从由“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目光短浅、卑怯贪婪、趋炎附势的奴性，到永远得意、极易忘却，既不能正视外在世界，又缺乏自我意识，常以自欺之法求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到具有“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特性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麻木性和愚昧性，再到只忙于眼前实利的“活身之术”，缺乏热情、不愿冒险、贪图安逸的保守性，世故、圆滑，令对手在不得要领中上当等劣根性，鲁迅一一予以了抨击。把妨碍中国人“自立”、妨碍中华民族“自立”的痼疾，把增大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难度的障碍展示了出来，打好对其进行疗治的基础。如何摒弃中国人的劣根性、确立新型的民族性格是鲁迅“立人”思想现实性的另一重要体现。鲁迅的“立人”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改换基础上的。早在他“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时起，他就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与反省，后经在南京、日本求学期间受到各种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怀疑与反省成为了一种自觉意识和独特品质。在辛亥革命至他晚年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反省不仅变得越来越深刻，而且也越来越科学。从中他既发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又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面对传统文化的“吃人”特性，鲁迅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中国几千年来无非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②由此鲁迅得出了“原有的文化土壤不铲除，新人万难长成”，“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③的结论，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④的呐喊。于是他把剔除了诸多不利于“立人”因素与机制（如妨碍人精神自由的理性法则等）的西方文化大胆拿来，在改善人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开禁了对“人之内”———精神的自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