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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中国20年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 发展轨迹 亮点 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改革开放，是传播学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催生剂、助产士。 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 传播学这个新生儿、外来户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惟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实践。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实务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余波至今未息。 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 如果说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在中国新闻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直接为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与此并行的研究也开始更多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关注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年），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年），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5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年）等等。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6年），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年），柯惠新、张帆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1991年），喻国明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黄升民主持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