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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 五、稳定与效益 　　常规形式下的社会动员，使用经济利益进行调动或调节，可以提高单位或局部的生产效率，但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整体发展问题都同样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常规社会动员已经失去了全能性特征，各项工作虽仍然被解释成为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一盘棋”，实际上却被分割成为条条块块的具体任务，由于利益关系充斥其间，还往往会产生各种“斥力”。物质利益标准使动员丧失了鲜明的界限，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阶级分析已经不适用了，法律规章、市场规范和道德标准也都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甚至贪污腐败和道德败坏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社会动员形式变换后出现的不协调发展，自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 1986 年 9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希望实现平衡发展，防止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效益提高缓慢、甚至下降。但是，由于没有了高度紧张的政治压力，无论是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各种学习运动，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都难以持续深入。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由于对组织资源和舆论工具的控制还较为严密，加之技术手段的进步，想要做到“大张旗鼓”还并不困难，“家喻户晓”也可以达到，但“雷厉风行”就要大打折扣了。 　　进入 80 年代下半期，随着利益分化，社会动荡加剧，国家领导人选择了稳定压倒一切，再一次明示了社会动员形式的转换。改革开放之前，每当遇到重大发展问题或社会动荡时，总是以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来化解危机，即所谓由大乱达到大治。此时则将社会动荡视为发展的有害因素，突出维护现状的稳定。 　　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谈发展，特别是持续稳步的发展，这已为共和国的历史所证明。只不过建国初期是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巩固政权和建立秩序，以期同时获得大规模的发动和秩序稳定两方面好处。这种双赢的目标虽距理想程度尚远，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达到了，并且成为以后较长一段时期施政的资本。可以说，秩序稳定和发展效益两者是紧密相关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绝非只是维护现存秩序，“发展是硬道理”，两者之间，政府可控制的社会动员形式和程度都十分重要。 　　当 90 年代初中国加大市场化进程力度时，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重大变化，社会动员一方面变得更为迫切，一方面也变得更为困难。就内部视角而言：物质利益为中心的动员，可以规范人们的生产行为，但却难以唤起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涉及中国“球籍”的技术进步、知识更新、人口控制、环境保护，以及文明素质等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响应政府号召或是自觉行动起来，动员的规模和影响日见扩大，但都不能充当社会动员的轴心；能够唤起人们高度热情积极参与的动员轴心，显然是政治民主化问题，其中反对贪污腐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运作机制，社会治安的好转等，始终居于近些年来群众关注问题的前几位。对此，除常规手段之外，政府也多次采用近似运动式的突击动员，加以整治，但多变成行政部门的阶段性突击工作，群众参与十分有限，治理的结果也距群众要求较远。 　　就外部视角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西方霸权势力及右翼团体，不断加强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极力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宣传中心，也从改革开放前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描述，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两者的交集，在 90 年代中期催生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书籍、文章和各类座谈会把这种情绪炒热，也有人大力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增强凝聚力的核心。爱国主义自近代以来始终是民族动员的重要源泉，也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但是，民族主义并不能长期充当社会动员的轴心，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就更不可能。“落后就要挨打”，就必须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识大局、积极参与落实各项具体工作，这种直线的推理，在实际的动员过程中，并不能有效地激励群众的奋斗热情；同样，中国可以说“不”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宣泄，也无法有效提升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共识，相反，激烈求强、求变的情绪在现实中碰钉子后，极容易转为对现实秩序不满的破坏力量。 　　遗憾的是，舆论宣传并没有能够为社会动员提供新的行为模式。树立社会样板，供全社会学习仿效，仍然是主要方式。于是，各个部门、各种类型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被发掘出来，使用传统的和最新式的传媒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由于社会价值观和理论解释上的变化，革命传统精神的社会感召力下降；现实中英雄模范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有所降低的。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说明英雄模范的事迹与精神不再感人，而是在于以物质利益为衡量标准的动员形式中，难以保持同一的精神标准。例如，对徐虎、李素丽这类普通劳动者的英模人物，社会议论较多的似乎是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