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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反腐调研报告 随着高校参与市场经济建设、为社会服务程度的深入，高校也不再是“清水衙门”，伴着经济全球化、人们价值观念取向多元化，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中“安于清贫，乐于传道、授业”的单一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改变，因此，高等学校要保持“神圣殿堂”的称号，让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保持民族、社会最宝贵的精神操守，担负起民族之希望、国家之未来的重任，已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笔者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和少数教师职业道德蜕化问题，重拳出击，遏止腐败，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尊重教育和科学研究规律，科学地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腐败的本意，系指变异、变质。在我国，“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关键词是‘公共权力’和‘私利’，即腐败和公共权力相联系，并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教育腐败”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非理论化的概念，泛指教育界和办学过程中种种不健康的、异化或变质的状态。它涵盖了社会性的违法犯罪、以权谋私、行业不良风气、个人私德败坏等不同问题。 当前在社会舆论中广泛传播的教育腐败主要为以下几类： 1、考试舞弊。包括统一高考、成人高考、各类专业资格考试、托福考试、以及学校课程考试的舞弊，其中尤以高考舞弊影响最大。 2、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高等学校中的“后门生”、“关系生”、“条子生”、“缴费生”，凭借社会关系、权力和金钱，逾越规则获得紧缺的教育资源。高校生产各种逾越国家规定、无须严格考试和学习的“注水文凭”。 3、学校乱收费。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其中所谓“点招费”、“赞助费”，成为其中数额最巨、属性最敏感和模糊的一类。 4、学术腐败。教师、学生在科学研究中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和弄虚作假。当前被揭露的学术腐败事件大多发生在大学。 5、学校在事关学校利益、声誉的各种评审、申请——如高校学位点、博士生导师资格、院士资格评审、科研项目申请；各种达标验收——中弄虚作假、暗中操作的违纪行为。 6、学校中少数领导干部和职工贪污、受贿的职务犯罪行为。 7、办学过程中的不规范、不公正行为，如招生、考试中的“猫腻”和“潜规则”等。 1、就社会原因而言，学校的实际困境是一个基本诱因。教育经费紧缺、教育资源匮乏、教师待遇低下的现实，迫使学校想方设法创收谋利，用紧缺的学习机会换取经济利益就成为效益最高的捷径。近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加剧的新特点，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校和办学者的状态，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显而易见。 2、体制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学政不分。高校“泛行政”的框架，导致行政意见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力量。院士是副部级的身价，校长是副部级的或厅级的身价，系主任是处级的身份等等，一方面是官员当教授，另一方面搞学术的人想当官。似乎不当官就难以体现自己的身价。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现在的岗位聘任、收入多少与申请的科研项目挂勾，另一方面，在本校和校外是否能够申报项目、评奖是否能够成功与其行政头衔也有很大的关系，担任大学行政职务，就有机会与政府学术管理部门交流“勾兑”，才能在学术竞争中获得平等待遇。这种“平等待遇”的后果是，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利用这种学政不分的身分拥有了大量的项目，获得各奖励。同时监督机制的缺省，官员们“仕而优则学””，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继而用之整合政治资源。“官场”所衍生出来的学术腐败就在所难免。 学术工业化。目前，一个学科带头人，一年要完成的“任务”往往超乎想像，使得学术只求量不求质，把学术变成追求“生产目标”的工业品。一部优秀的专著，哪怕是一篇论文，都是学者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多快好省”的去建设的。同在北大，有为出成果而抄袭的王铭铭，也有为科学鞠躬尽瘁却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张筑生，可以说，他们都是当前这种学术大生产体制的牺牲品。 学术生态问题。科技资源审批权力，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何做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发展远景目标，成了科技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据何祚庥了解，““跑项目、要项目是需要进贡的。这些事情十几年前就出现了，拿到项目的人一定要返还一部分钱给审批项目的人[8]。” 北京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马重芳讲述了如下令人吃惊的故事。“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1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这种事情现在还有，为了拿到钱，科研人员弄虚作假。有些事情不愿意说，因为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任何事情也做不了[8]。” 学术权力行使不公正。主要表现是学术权力的行使不独立、不中立，裁判或者评价不公。 学术委员会拥有学术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