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掘中国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docVIP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李春青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是应该放入陈列室的古董，还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如果说古代文学理论依然具有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这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确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了。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必须树立重建文学理论的雄心。重建就需要新的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容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但在真正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我们就必然遭遇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于是，寻找中西文论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重建”的前提性问题。20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某种深刻的相通性或许可以给“中西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视域。 关键词 反思 概念形而上学 构成性 存在 近年来，以“文艺学学科反思”或“文学理论反思”为主旨的论文大量涌现，这本身似乎就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理论面临危机。但是，除了少数一些论者认为文学理论已然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之外，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笔者也属于这一行列。根据通常的经验，要建设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离不开两方面的话语资源，一是新的文学经验，二是新的理论。就后者来说，所谓“新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新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而应也包括传统的，但尚未被现代的文学理论建设充分发掘和使用过的那些理论话语，正如柏拉图的理论言说虽然是古已有之的，但并不妨碍它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依然常常催生新的理论一样。于是，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进入到当前文学理论建设之中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是回避不了的。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不是伪问题？ 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界如饥似渴般地吸纳西方人的理论，经过了“方法年”、“理论年”的喧嚣之后，人们渐渐发现，别人的东西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当人们开始寻求属于自己的话语时，却惊异地发现我们自己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已经被丢弃很久了。于是，就有了90年代中期的“失语症”之说。这一虽然形象却并不深刻、更不严密的提法之所以很快得到许多人的接受与呼应，自然是基于人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普遍焦虑与强烈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意识。正是为了治疗这种“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隆重出场了。提倡者认为，只有大力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论，“选择其合理的范畴、观念乃至体系，并在融合外国文论的基础上，激活当代文论，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论中改变‘失语症’的地位，才能使我国文论自立于世界文论之林”[1]（P2）。融会中西古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从而形成足以与世界文论话语平等对话的话语系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坚持“转型”或“转换”基础上深入探讨具体转换策略与方法的众多观点之中，有两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种是陈伯海的观点。陈伯海在《通则变，变则久》一文中指出：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语言由文言转成白话，文学样式由旧体变为新体，文学功能由抒情主导转向叙事大宗，文学材料由古代事象演化为当代生活，这还只是表层的变迁。更为深层的，是人们的人生感受、价值目标、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都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异。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反差，古文论兀自岿然不动，企图以不变应万变，能行得通吗？“转换”说的提出，正是要在民族传统和当代生活之间架起桥梁，促使古文论能动地参与现时代人类文化精神的建构，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2]。 这里是从古今文化历史语境的巨大差异角度来阐述“转换”之必要性的。但同时这里却也透露出“转换”的无比艰巨性：既然文学样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感受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么“转换”是否可能？陈伯海是这样来寻求解决之途的： 在我看来，比较、分解、综合构成了这一转换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的环节，它们相互承接而又相互渗透[2]。 这里的所谓比较，就是“在古今与中外文论相沟通的大视野里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寻求其与现代文论、外国文论进行对话、交流的契机，这是打破古文论封闭外壳的第一步，是实行其现代转换的前提”[2]。这是很合理的见解，因为只有通过古今比较、中外比较，才能弄清楚古代文论的特征之所在、其长处与短处之所在，从而形成选择与改造的依据。一句话，古代的东西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出来。所谓“分解”，“指的是对古文论的范畴、命题、推理论证、逻辑结构、局部以至全局性的理论体系加以意义层面上的分析解剖，区别其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整体意义和局部意义等等”[2]。这同样是真正的行家才能说出的话。古代文论中的许多范畴与命题都是在具体的、特殊语境中提出来的，而在其流传演变过程也经常会发生意义的扩展与转变。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