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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办评分离”:大学走向善治的契机
摘要:善治是着眼于好的治理,大学需要善治,而“管办评分离”为大学善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管办评分离”是指政府、学校和社会三大主体相互独立、各司其职,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共同构成相互协同联动的体制。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现代大学治理理论的考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管办评分离”不仅可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促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而且还能实现大学多主体的自主治理,有利于促进大学社会资本的增值。目前,“管办评分离”实施过程中需要突破放权与分权的重重障碍,攻下学校自主办学的难点,克服社会组织评价落后的缺陷,才能真正实现由政府包揽的“管办评”到定位、结构和功能相对独立与完善的人才培养过程的“管”、“办”、“评”的融合。
关键词:善治;管办评分离;大学治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13-06
收稿日期:2015-06-25
作者简介:孙燕(1990-),女,安徽合肥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善治”一词有三个来源:一是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语汇中看,“善治”相当于“善政”,喻意好的政府和好的政治手段,代表民众对政府的理想和期望。二是来源于对英文“good governance”的翻译:“良好的治理”,代表新的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三是源于我国学者对各家观点的研究,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1](P8)。“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P11)。实际上,国家的权力回归社会,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好治理,不仅能使政府、公司、社区得以善治,而且可以使教育及所有公众参与的活动都得到善治,有助于大学自主选择、自我发展,主动适应并满足外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望。
一、“管办评分离”:大学善治的重要举措
多年以来,我国大学管理模式主要是以单一的行政干预和控制为主。大学依靠政府的拨款获得办学经费,在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办学。这虽然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学自身发展资源的限制增多,市场和社会越来越成为大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力量和资源。因此,我国大学需要为建立与市场和社会间的良好关系作出努力。此外,由于我国大学历来依附和服从于政府,大学内部只是依靠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形成强大的官僚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人员变得浮躁、功利,使得大学的本质特性渐渐泯灭。由此,政府对于大学的巨大投入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回报,反而出现大学的使命缺失,人才培养质量下降的社会问责,以及学校声誉下滑、大学内部成员不满和失望等社会问题,这已引起国家的警觉和高度重视。大学一统的管理体制正成为制约大学内部治理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症结。
纵观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我国政府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来,开始不断地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但是几十年来,政府集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直到21世纪初,尤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首次提出“促进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才开始真正指明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教育领域明确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要求,并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行了具体部署,说明管办评分离开始真正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成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2015年,国家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明确地厘清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将管办评分离推向实际操作阶段。至此,“管办评分离”不只停留于纸上谈兵,它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可以说,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已经成为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2]。
二、“管办评分离”的内涵分析
“管办评分离”,实质是要突破高等教育中行政系统管理的僵化局面,改变政府作为“管理者”、“主办方”和“裁判员”三位一体的身份,将政府办学的职能归还高校,改进教育的管理方式,引入社会的监督力量,真正地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政府依法治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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