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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地说：“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受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大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又干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至今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笔记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筵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衣服的后面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有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时代面前被彻底改写，她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而被抓。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叶嘉莹不得不出门，在烈日当空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狱，性情却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所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