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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技术共同破解“彭宇困境”杨文浩从殷红彬的遭遇,我们同样能看到在这种危机中孕育着转机,我们社会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来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时会吃亏,但这个社会终究会找到净化机制,让好人不会永远吃亏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将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自己清白。事情经中央电视台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真相大白后的老人全家倍感内疚(8月30日《扬子晚报》)。司机殷红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还有乘务员郁维贞在场,但他还是只能依靠车载摄像头还了“清白”。而摄像头上次“立功”则是在2009年,当时南京的郑先生赶车时扶起一名跌倒孕妇,却被孕妇咬定是他将其撞倒的。一旁的“证人”和赶来的孕妇的丈夫都认定是郑先生的责任,并提出2000元钱作赔偿。郑先生只得报警,最终民警通过监控录像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摄像头,殷红彬和南京那位郑先生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样,搀扶起老太却被法院判决赔偿老太,或者像最近天津的许云鹤一样,扶起老太也被法院认定“吓倒了”老太,也要赔偿。可见,摄像头在破解“彭宇困境”——做好事却被法院认定是撞倒人而判赔,功不可没。对于司机殷红彬来说,做好事无端被猜疑,这肯定是一件坏事情,让他郁闷了好些时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从证据意识,从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摄像头密布的时代,当我们做好事被冤枉时,就应当增强证据意识,无论像郑先生一样寻找街头安装的摄像头,还是像殷红彬一样找到车载摄像头的记录,要尽可能寻找一切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当然,不可能在任何做好事的场合,都恰巧遇到摄像头,但循着这个证据意识,我们可以自己设置摄像头。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用手机拍下做好事的全过程,包括与跌倒人对话过程,再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请路人做证明。有证据在身,我们就不怕我们被“彭宇”。破解“彭宇困境”,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当事人本身的证据意识,还要通过惩处那些诬陷好人的人,来减少做好事的风险。像殷红彬扶起的老太的家属不由分说指认他撞了人,像郑先生扶起的孕妇一口咬定他撞倒她,法律也当出手相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恶乞”扰人,法律断然出手,甚至处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试图诬陷他人得到赔偿的人,其性质比“恶乞”更恶劣,涉嫌的是敲诈勒索了；其社会危害也比“恶乞”更严重,让我们的社会无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对诬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证据确凿,法律就应当规定对其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视其金额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可以用敲诈勒索罪来治罪量刑。通过政府、社会和民间组织设立基金会和奖励等方法,鼓励人们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们在被“彭宇”后的后顾之忧,也是破解“彭宇困境”途径之一。像深圳市表彰两名搀扶跌倒老人的学生各1万元,像广州民间公益网站拟成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意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帮助等做法,都能很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做好事。彭宇案、许云鹤案后,人们陷入了一种“狼来了”的惊恐,人们惊叫着不敢、不能做好事,但是,从殷红彬的遭遇,我们同样能看到在这种危机中孕育着转机,我们社会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来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时会吃亏,但这个社会终究会找到净化机制,让好人不会永远吃亏。 从余斌案件看现行法律的缺撼 ????昨天仔细看了一下有关余斌案件的报道。鉴于法院已经对余斌案做了判决，余斌受贿案已经成立，余斌也因此而被判三缓五。法院最终是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对此案进行了判决。对此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为其叫屈的，也有为之赞同的，总之从此案当中确实可以看到现行执行的法律当中有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查了一下受贿罪的有关解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务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这是我们国家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定义。其要件一是国家公职人员而且有一定的职权，二是通过职权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并为其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本案中的余斌是国家公职人员而是副市长掌握着一定的职权，并且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为其谋取了什么样的利益，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报道中没有提及，但因为具备了以上的定义，根据此定义法院判决余斌受贿罪应该没有错。　　　　但是刑法中没有对受贿得来的钱物如何处理做出准确的定义。作为受贿罪的最大问题，是收受来的钱物如何处理？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