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摘要.docVIP

印度的“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ＫＳＳＰ，简称“喀科运”）名闻全球，１９９６年因“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而获得了被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的“优秀民生奖”（Ｒｉｇｈ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ｗａｒｄ）。这个奖项表彰对全球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颁发时间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的前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３、２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ＣＳＤ）共同主办了“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邀请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四位核心成员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及对乡村建设有兴趣的人士一起交流，目的是以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为基础，交流和探讨中国和印度在乡村建设方面不同的思考和历史，并讨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以及适切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本刊征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同意，摘登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编者 甘地对现代化的反思 Ｖｉｎｏｄ Ｒａｉｎａ（物理学家、“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在开始谈甘地对现代化的看法之前，我想先谈一个问题。作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有时候可以很方便地用一些伟大的人物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作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把伟人说过的话放在当时的情境里面，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无论谈甘地、毛泽东或是马克思，都需要这种态度。 当谈甘地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甘地反对英国的殖民者，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在英国形成的，这就需要他改变他以前整个思想得以形成的那整套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甘地的思想中有很多矛盾和引起争议的地方。 甘地写的第一本书谈的就是印度的自治。他在《印度的自治》这本书里谈了印度发展的前景。甘地初期的著作较少系统、理论的分析，从他整个思想来看，他对于西方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保留的。例如，对于西方的科技，民主议会制度，还有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甘地的一些想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一些东西表示冷漠，并不是出于他与西方的矛盾，而是从其他方面得出来的。甘地很多时间在乡村，他的看法是：印度的未来并不在它的城市，而是在它的村落里面。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影响了他对各方面的看法，例如他就觉得，印度政治应是一个由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的制度。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民主政治更重要的并不是国会这种上面的层次，而是村会，就是乡村里面的代表会，乡村的代表会是政治制度的基础。 甘地提出地方自治的一个看法是，在乡村一级民主选举、民主参与的同时，需要发展地方自己的经济系统，使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可以在本地生产、消费。这样以乡村为中心、为基础，一个村一个村的延伸出去。这种延伸可以是和谐的和平的。１９４５年，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他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去除一个集中化的制度本身产生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效果。他的基本的提法是：我并不反对各种科技的发展，但最主要的方面——生活必需品，一定要能在本地生产，满足需要。 最近的十年、二十年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的很多东西，逼迫我们一定要重新寻找不同的看法，甘地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甘地当年谈的那种集中化的生产，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比较清楚地看到，全球的政治权力也慢慢集中到美国那里。在印度，中产阶级有一些获益，但是农民、工匠很多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这些情况实际上印证了甘地的说法，暴力内在于集中化的制度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些资源，包括甘地、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从他们的思想资源中，可能可以找到另一些东西。甘地和毛泽东有一些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共同的。 汪 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大概在六年前，我在香港听Ｖｉｎｏｄ Ｒａｉｎａ 讲过人民科学运动，后来《读书》曾经介绍过这一运动。在Ｖｉｎｏｄ Ｒａｉｎａ 作报告的时候，我一面不断地想着他所讨论的甘地，另一面也不断地想到近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参加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好像是在１９０６年前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来到日本，主持《民报》。这个时期，章太炎学习梵文，研究佛教和印度教，与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交往，共同组织了亚洲和亲会。这个过程对他的思想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在１９０５到１９０７年这个时候，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展开一场有关革命与君宪的辩论，章太炎是当时同盟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同盟会机关报的主编。就是在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些在整个中国早期革命运动当中非同寻常的想法，引起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比如他一方面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激烈地批评民族国家，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也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观念。他支持共和一派的革命运动，但对当时的美国、日本的议会制度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在１９０７年前后，像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