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docVIP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 ;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 ——以日本法为素材 ; 一、问题的提起 ; 如大标题所示,本专题探讨合法婚姻受到第三人干扰(这里所说的干扰,不限于完全是第三人主动诱发的不忠贞行为,还包括一方配偶与第三人共同引发以及一方配偶主动引发不忠贞行为)的情形,该第三人应否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案除了包含着被害配偶可否追究第三人责任的判断,还涉及亲子关系的否认(法院判定原告与有责配偶所生未成年男孩之间不存在父子关系)和认领(法院判定第三人与该未成年男孩为父子关系)问题,但从严格意义来讲,亲子关系并不在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人的民事责任问题中。这是因为,亲子关系的否认、确认(或者发生)对于当事人来说并不属于责任问题,故本文不作讨论。[1] ; (一)案型的多样性 ; 这类案件的案型具有多样性。第一,按照夫妻双方是否因婚外情导致离婚,可以分为离婚后(或者离婚诉讼的同时)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如本案)和不离婚前提下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后者又进一步可以分为婚姻关系破裂的情形和未达到破裂程度的情形。之所以需要作这样的划分,一方面是因为在离婚的情形离婚的财产分割制度会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功能上的交叉重叠,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不离婚的情形下,是否存在损害、被害配偶的索赔是否构成权利滥用都有探讨的余地。第二,按照所追究的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仅仅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和同时还追究有责配偶责任的情形。[2]在仅追究第三人责任或者在明确免除有责配偶责任的前提下追究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时,会面临有责配偶所负担的债务与第三人所负担的债务是否适用连带债务(或者不真正连带债务)规则的问题。第三,按照追究责任的主体来划分,可分为被害配偶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和未成年子女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形。后者在国内较为少见,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其重要性都不亚于前者。第四,按照婚外情发生时婚姻关系的圆满程度划分,可以分为婚姻关系破裂后发生不忠贞行为的情形和婚姻关系未破裂阶段发生不忠贞行为的情形。这种划分触及如何看待婚姻本质的根本立场问题,即是采取注重婚姻形式要件的法律婚主义还是偏重婚姻实体的事实主义。第五,按照不忠贞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单发型不忠贞关系下第三人的责任和持续型不忠贞关系(例如重婚、同居)下第三人的责任。这种划分有助于通过对第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起算点的探讨,揭示出这种债权在时效问题上的特质。此外,不忠贞行为是否持续也会给未成年子女接受监护的权利带来不同的影响。 ; 上述种种基于不同基准划分的类型彼此间还会因排列组合衍生出更多类型。除此以外,按照婚外情是否导致非婚生子的出生来划分,可以分为有非婚生子和没有非婚生子的情形。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从强制认领制度与侵权法的冲突角度来理解第三人干扰婚姻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 ; (二)本案的特点 ; 就本专题开篇所列的案例而言,案情既有单纯的一面,亦有特殊的一面。单纯之处在于:(1)本案中不忠贞行为导致离婚;(2)离婚后被害配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3)追究责任的主体仅为被害配偶,未涉及未成年子女。属于此类纠纷的典型形态。特殊之处,则在于婚姻期间所生的子女一直被当作丈夫的婚生子来申报户籍和养育。而更为常见的形态,却是因婚外情所生子女生长于婚姻家庭环境之外。 ; 二、法院和学说的立场 ; (一)法院的立场 ; 1.本案的立场 ; 同国内绝大多数的裁判例一样,判决理由中并没有抽象的叙述。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裁判文书的表述中发现其基本的结论和论证逻辑。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对配偶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主要是有关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以及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民法通则》第130条。 ; 本案判决于2000年,当时《婚姻法》尚未被修改,明文触及第三人责任问题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司法解释(一)》”)更未出台。修改前的《婚姻法》中不仅没有规定配偶权,甚至连忠实义务都没有规定。因此,要追究第三人的责任,本应在解释论上下一番工夫才能完成论证。但从判决理由中看不到详尽的论证。当时《婚姻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公布,草案中增设了配偶权制度。不难想象,本案判决时受到了这一概念的影响。因此,大致可以推测本判决所言“对配偶的权利”应该与草案的理解一致,属于绝对权。法院不仅肯定配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对这种肯定未作任何限制。 ; 2.司法解释(一)的立场 ; 尽管本判决被收录于国家法官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编纂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但其代表的立场却随着2001年《婚姻法》的修改以及《司法解释(一)》的出台而被彻底终结。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配偶权”,《司法解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