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工业区的罢工比较的视野.doc

中国出口工业区的罢工：比较的视野* 陈佩华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工业区爆发了一系列自发的停工和罢工事件。要想透视这些劳工抗争事件并获得关于中国劳动关系体系的某些洞见，将中国与越南进行比较，是一个具有启发的做法。本文首先对发生在中国珠三角地区和越南胡志明市同一产业的罢工个案进行了比较分析，描述了工人行动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其次，对影响两国罢工模式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政府与官方工会之间的关系、劳动法规及法律调整机制、三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政府设定的最低法定劳工标准等因素，对两国的罢工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具有深刻影响；最后，对中越劳动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予以了展望：本田罢工事件很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标志着基于利益的工人抗争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罢工　中国　越南　基于权利的抗争　基于利益的抗争 　　中国的出口工业区见证了自发的停工和罢工事件的爆发，这类事件往往被地方当局所压制，有时甚至是具有暴力性质的镇压。欲透视这些劳工抗争事件并获得关于中国劳动关系体系的某些洞见，将中国与越南进行比较是一个具有启发的做法。尽管这两个国家都诞生于共产党支配的相似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处理罢工的不同方法，还是构成了比较研究的主题。中国的相关法律并未提及罢工，结果是罢工行动既不是合法行动，也不是非法行动。相形之下，越南颁布了复杂的法律条款，对罢工的合法时机与程序等予以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条款明确规定：在进行一场罢工之前，必须首先经过集体谈判。其用意是在谈判失败之前，为工人提供集体谈判的平台和有关罢工的程序，来对劳工的不满加以规范，从而降低野猫式罢工的发生概率。基于上述原因，或许我们能够期待越南应该只有很少的罢工行动，因为那里存在着调节罢工的各种法律惩治措施；但事实正好与预期相反——中国所经历的罢工行动要少于越南；后者在过去五年中，经历了野猫式罢工的浪潮。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尽管罢工在越南是非法的，却并未受到当局的阻扰；当局的处理方法，实际上常常符合罢工者的利益。在中国，罢工尽管并未被界定为非法行为，却往往遭到当局的极力压制。  　　为了把握存在于劳动法及其执行方面的这种差别，本文将对越南和中国的罢工过程加以比较；之后，对以下基本因素进行检视：政府与官方工会之间的关系、劳工法律、三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政府设定的最低限度的合法的劳工标准。  　　在历史上，中国和越南都曾经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且，在过去数十年中，两个国家都在废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漫长道路上前行，目标是迈向市场经济并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和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们都迈向了多党政治体制），越南和中国这两个亚洲邻国在各自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着一党政体。作为列宁主义国家，两国都严禁自主工会的存在；作为替代，两国都授予处于党—国控制下的官方工会以垄断地位：在中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在越南，是越南劳工联合会（VGCL）。至此，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尽管存在着上述相似之外，为什么两国的劳动关系体系还是有所差别？  　　为了提高可比性，笔者的田野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人所有和管理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管理风格大体相同。具体而言，本研究重点关注制鞋厂。由于不同的产业倾向于具有不同的工作环境、雇佣不同类型的工人并会引发不同的工人争议，从而导致产业行动的不同路径；因此，集中关注上述两个国家的同一个产业，能够避免研究不同工作环境而带来的陷阱。在每一个国家，笔者研究的重点，都是台湾工厂极为集中的某个地区。   一、对中国珠三角地区和越南胡志明市罢工的比较分析①  　　在中国，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省东莞市和深圳市，遍布数量庞大的台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台湾迁移到东莞；到2008年～2009年期间，东莞拥有近六千家台湾企业。东莞的罢工也处于上升态势；根据2008年的一份报告，该地罢工事件的频次一度达到每周3起到4起；不过，这一数据包括其它国家的工厂，而不仅仅是台资企业。②尽管存在着罢工数量的上升，在接受访谈时，那些在中越都拥有企业的台湾投资者们并不将中国的罢工看成一个问题。  　　相反，同样是这些台湾商人，却对越南的罢工表示了相当的关注。2006年，越南爆发了罢工浪潮（官方记录的罢工数量是350起），这一浪潮在2008年达到顶峰（762起罢工）。③2009年（这一年是全球经济衰退年），其数量降至215起；④不过，一旦经济在2010年回升，罢工重新回潮，在2010年上半年就达到两百起。⑤这些罢工往往发生在位于胡志明市的台资企业密集的出口加工区和周边省份；台湾是越南的第三大投资方，这些地方的台资企业有2000家～3000家之多。根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台资企业尤其构成了绝大多数罢工斗争的对象；而这已引起台湾商界的警觉。在越南平阳省（Binh Doun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