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成洲精神.doc

弘杨杨善洲生态精神 推进桥头堡人居环境建设 美学家曾繁仁说：对于生态美学的界定应该提到存在观的高度。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上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消除了污染，达到资源的再生。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也是一种“绿色的人生”。而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着新的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刻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 杨善洲是新时期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杨善洲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大公无私的胸怀去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精神。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担任领导职务时，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廉洁奉公、全心为民，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多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林场。他的一生正是“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刻关怀”，他用一生的行为在如今物欲横流、生态破坏的时代为我们守护着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一种生态观和是一种人生观，杨善洲选择在退休后22年如一日“植树扶贫、造福后人”的行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精神的彰显。 一、杨善洲生态精神的内涵 （一）强烈的生态意识 人类在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又保持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如何做到这一点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的飞速发展与自然生态问题日益尖锐的鲜明对比，还是环境问题转化为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息息相关，都体现了这一点。在我们提倡生态文明，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之前，早在1988年杨善洲就意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并用22年的时间去践行，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是他强烈的生态意识的表现。 杨善洲在退休后选择“植树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目光的准确和超前。为家乡做事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选择建学校、修路、办厂等，但是他却选择了任重而道远的造林工作。这样的选择必然是有一种坚定的理念的引导。他在长期的工作和实地调研中认识到家乡生态环境破坏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关键因素。经过调研，杨善洲坚定了改变大亮山面貌的决心，选择通过“种树扶贫”来改变家乡人民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状态。 意识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这种强烈的生态意识是在长期的工作中对社会发展、社会矛盾准确把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在众多表象中抓住了改变家乡面貌的关键因素，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这种生态意识的准确和超前绝非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其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且将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人生道路的一点一滴中去践行，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草帽书记”也才能够听到群众真实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从而能够真正找准了解决当地经济和生态问题的方向。 （二）勇于改善大自然，造福子孙的精神 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果。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人类文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口号下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由此却带来了自然界的报复--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物种消亡等一系列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迫切地需要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环境问题，需要在价值观、文化和文明的方式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刻地变革，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转变发展方式、改变生态意识、改善现有的自然环境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许多人也都意识到改善大自然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去身体力行。杨善洲当时看到的大亮山已经是山光水枯、荒凉空旷、山石裸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农民缺衣少粮，就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山间溪流逐年减少乃至枯竭，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周边十几个村也陷入“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贫困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村民只有进一步开荒耕种面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面对这种情况，杨善洲迎难而上，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把周围的几万亩的荒山便成了绿洲，然后无偿的移交给了国家。移交林场时，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可观的绿色存款，留下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三）艰苦奋斗，为改善环境不计得失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