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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请出，不得不？ 　　2015年10月8日，在公共法语课前，一位教务老师走进教室，要求所有人离开教室，选课同学签到进入，旁听生则不可以进入。一些从第一次课就来旁听的学生在教室门口不愿离开。 　　外教表示他不拒绝旁听生。但教务老师认为，旁听生过多挤占了教学资源，为保障选课同学的权利，公共法语课应该拒绝旁听。 　　最终经过协商，公共法语课允许旁听生进入，但只能坐在教室后方，而且不能参与课堂互动。资源分配的调整本质上是为了保证课程效率，保证课程效率也是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北大旁听生的历史十分悠久。自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并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起，北大便成为吸引理想青年的游学圣地。 　　如今，在很多教室常常可以见到旁听生的身影。一些热门课程如“三宝课”（即《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哲学导论》《艺术史》）常会引来众多校内外旁听生，教室被堵得水泄不通。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维用“凿壁偷光”做比形容旁听生。他认为旁听是“借光”，年轻人有志于学的态度值得肯定。 　　在北大旁听15年的柳哲从1996年起辞职北上游学，从一位来自浙江兰溪的农民成长为研究家族文化的学者，并自己创办了公司。他首先提出了“北大边缘人”的概念，将北大旁听生群体中的“偷听生”（即无旁听证件的校外人员）称为“北大边缘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曾应邀请撰写了《北大边缘人》一文，他写道：“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能让无数年轻人梦魂萦绕，寄予如此文化情怀，乃至成为某种精神象征，这一点，确实值得北大骄傲。” 　　但同时陈平原也指出，若“北大边缘人”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吸引更多人慕名前来，北大将不堪重负，以至不得不采取若干严厉的限制措施。“这本来是一层窗户纸，不捅破，可以各行其是；一旦捅破了，一切都摊在台面上，反而不好办。” 　　过多慕名而来的旁听生的确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了一些影响。 　　一些通选课上，旁听生过多导致座位被挤占，部分选了课的学生只能站着上课。有人表示，由于一部分旁听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学，提出的问题不够专业，对课堂确实存在一些影响。2011级从中国语言文学系降转至法语系的李雪菲刚上大一时，曾在《古代汉语》课上见到过一位旁听生。这位旁听生会在课堂上举手朗读课文，却连基本的繁体字都不认识，读得非常慢，影响上课进度。 　　李维表示，在他主讲的一些基础课和通选课上，有很多旁听生会在课后缠着他问问题，以至于占用了部分选课学生的时间。“这就不属于‘借光’的范畴了。” 　　一些院系为专业学生开设了小班课、讨论课，使教师可以与学生一对一交流互动。外国语学院各个语系多采取小班教学，为保证授课质量，不过于分散教师注意力，对旁听现象控制较为严格。据法语系老师介绍：一般而言，除获得外国语学院许可的学生之外，谢绝各路旁听生。 　　在小班教学中，旁听对教育资源的挤占体现地更为明显。 　　一次法语系《报刊选读》课上，一位迟到的中年妇女走进了只有9名学生的班级，并坐在外教对面玩起了手机。在随后的文章分段朗读环节，本不该参与的她用不熟练的法语也读了一段文章，这使得一名同学失去了原有的朗读机会。外院德语系的课堂上也出现过旁听生。德语系张元（化名）同学介绍，大二时班上有过几个旁听生，他们会特别“自觉”地想要融入课堂中，但他们的参与干扰了课堂。在他看来，一方面，旁听生的语言水平达不到本科二年级理应达到的水准；另一方面，他们占用了选课学生与老师面对面的语言训练时间。“（旁听生）一发言就是十几分钟，说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外教很绅士地听着，但我们在一边很吐血。” 　　在李维主讲的小班讨论课上，他会把所有旁听生“请”出去，哪怕旁听生是历史系的学生。在他看来，小班是为了一对一逐一辅导，从学生角度看，有一定的训练量才能保证基本的授课效果；从老师角度看，旁听生的出现会加大老师工作量，这对老师而言同样不公平。 　　一所名校在内部管理中的决策往往面临社会的舆论压力。 　　2008年进行门卫制度改革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有人声称“北大精神已死”。如何在大学资源的有限性与开放性之间保持平衡，是高校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从当前情况来看，北大教育资源应该有条件、有限制地开放。对于大班而言，旁听生主要占用的是座位资源，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旁听的同学可以集中在教室走道或后部等空闲位置。此外，选课学生的名单确定后，助教也可为选课同学安排座位表，优先保证选课同学的座位与公平性。 　　在李雪菲看来，大班教学倾向于被动，而小班则多互动，小班课侵占的教学资源更多。如果旁听生自身水平不够，或者没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参与到课堂中，那么选课学生的参与度会受影响。至于真正想学习语言的旁听生，可以去校外培训机构学习或旁听校内公共语言课程。 　　人口所2014级博士生莫非（化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