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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立法原则?申卫星??? 人体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发展中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医学技术,它改变了传统的药物等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病体的存活率和个体生命的质量,为医学技术的伦理意义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与其他传统医疗方法相比,器官移植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极为有限的医疗资源,减少医疗资源上的无谓浪费,并集中更大的资源投向有效率的治疗活动。 而囿于观念上的障碍,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就更为突出:2000年的统计数据即显示,当时我国有200万到300万由于角膜病而致盲的人,但是由于角膜捐献者太少,所以他们当中仅不到5000人成为幸运者,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仅能提供4000~5000例肾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资料仅3万份,当时我国约有3000万晚期肝病患者,绝大部分都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注:黄清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年第7卷(第4期)。)2002年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约2000例,而需要手术者则多达30余万人,仅为0.7%;占我国残废人总数15%的约500万盲人中有近400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由于供体严重缺乏,每年只有1000多例病人能够接受角膜移植。(注:《器官移植急需立法》,黄清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年第7卷(第4期)。) 可见,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体器官来源严重匮乏,且质量上没有保证,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技术的发展。由于供体的严重缺乏,许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因此急需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问题。(注:许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移植法〉的议案》,《器官移植急需立法》,黄清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年第7卷(第4期)。) 现实呼唤规则。而法律的缺失正在阻碍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法律人理应通过对器官供方和需方的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来打破器官供求的瓶颈。那么,如何在供体和受体的权利保护上寻求一种平衡?同时器官移植过程中如何公平分配器官?这些器官捐献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要求我们从法律上提供支持,都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就我们目前研究的范围看,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就人体器官的捐献和移植,制定了统一法律来规制并促进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美国早在1948年即制定了《统一尸体提供法》,1968年美国国家委员会在统一州法律中通过了特别委员会《统一组织捐献法》,规定由专门的器官获取组织(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 负责收集和管理器官信息。至1974年,该法已经被美国所有的州所采纳。美国又于1984年制定了《全国器官移植法案》( The 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 of 1984) 。 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一个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器官移植专门法。例如,1947年丹麦率先制定了《人体组织摘取法》,法国则于1976年制定了《器官摘取法》,1973年挪威也制定了《器官移植法》。(注:许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移植法〉的议案》,《器官移植急需立法》,黄清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年第7卷(第4期)。)1975年,原民主德国颁布了《器官移植法》,1997年联邦德国制定了新的《(器官)移植法》( Transplantationsgesetz) 。西班牙的器官移植工作始于1965年,1979年通过了器官移植法,使80年代早期的器官移植数量稳定提高,但后期因技术和管理的复杂性陷入困难局面,器官移植事业停滞不前。1989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西班牙卫生部成立了“统一器官移植组织”( ONT) ,国际上称之为“西班牙模式”。(注:详见杨文:“器官捐献的‘西班牙模式’”,载《中国医学论坛报》2003年9月第18期。)英国于1989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法案》,主要就器官移植商业化的限制和非亲属间的器官捐献做了规定。(注:普莱斯、格伍德-高尔斯:“欧洲各国器官移植法关于活体器官移植部分概略”( David Price and Austen Garwood-Gowers, A Synopsis of Transplant Law in Europe Relating to Living Donor Transplantation) ,许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移植法〉的议案》,《器官移植急需立法》,黄清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移植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年第7卷(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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